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外患”的历史，除了唐，几乎没有一个朝代没有外患。汉的外患是匈奴，宋的外患是辽金，明的外患是清，清的外患是世界列强，民国的外患是日本，其程度有的是亡国，有的是几近亡国。这就注定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政治的正确性，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一半是与外患有关的壮举，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外患变为被侵略乃至亡国，主要是由于内部治理不当（内忧）造成的，生产力先进与落后基本上不起决定作用，甚至经常是征服者落后于被征服者，并在征服后向被征服者学习，最后被彻底同化。工业革命使这样的历史永远成为了过去，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成了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于是才有了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不断向先进国家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

学习先进就是学习西方，学习西方就是用西方来改造中国。但“改造中国”几个字说起来无异议，甚至可以比谁口号叫得更响亮，做起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毛笔改硬笔再改键盘，书法废了；砖木结构改混凝土结构，大屋顶多余了；引进西洋画法，工笔和写意都可有可无了。引进西方技术，不能不引进技术标准和计算单位，于是中国的度量系统废了。引进西洋画法不能不引进其评判标准，于是中国画的评判标准丧失了普遍性。由于西方的技术与艺术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值，相关标准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西方的标准就转化成了西方的裁判权或话语权，其结果是“改造中国”与“遵命西方”之间建立了第二等号关系（第一等号关系是“学习西方”=“改造中国”），在这种等号关系中，越是“改造中国”就越是“遵从西方”，彻底“改造中国”就等于彻底“遵从西方”。这种尴尬将中华民族置于挥之不去的“落后焦虑”与“身份焦虑”的矛盾之中。

一、落后焦虑与身份焦虑

这是拙文《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被动现代性》的核心议题，应当说，从洋务运动到现在，落后焦虑起了主导作用，身份焦虑是落后焦虑的副产品，而且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在科技领域表现甚微。这首先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硬指标，落后的一方除了向先进的一方看齐，没有其他选择。其次，超越先进的一方或另辟蹊径需要客观条件，不尊重客观条件，硬搞“超英赶美”，只能搞出事与愿违的“大跃进”。在这一领域，落后焦虑就是身份焦虑，落后就是弱者，就是耻辱，先进就是强者，就是光荣。与先进一方差距减小可同时降低落后焦虑与身份焦虑，反之则同时提高两种焦虑。正因这种正比关系，国家毫无保留的提出“引进消化吸收”，科研单位大张旗鼓地宣扬“填补国内空白”，企业家毫无羞愧地山寨外国产品，留学生想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带回国。

但在文化领域情况就复杂得多。首先是西方老师对中国学生采取了双重标准，认为中国学生要延续中国的特点，要建大屋顶，不要建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鸟巢、水立方、大裤衩。于是中国学生也认为应当建大屋顶，还配以“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说法。体现在留学生身上就是梁思成回国痴迷于木结构和大屋顶，徐悲鸿回来专注于国画水墨和中国寓意，而且产生了持久巨大的影响力。但西方老师采取单一标准就好吗？应当更糟糕：一切必须向西方看齐，这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其次是中国对于西方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延伸没有终审权，除了在文化革命那种用政治标准来衡量文化的特殊情况下。没有终审权，集体失语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中国评判体系不出文章了，不开会了，而是说文章和开会是无效的。偶尔有效也是有国外评判体系的支撑，特别是非文字的艺术这一块，比如音乐、舞蹈、摄影、美术，基本上是外国评判体系指认某人，某人指认艺术家，艺术家再指认批评家。这时的批评家只是为国外评判体系贴标，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由于艺术市场的定价依据与美术史的选择依据都是有效评判系统，因此，外国评判体系不但成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定价者，也成了中国文化史的书写着。我想，高名潞从“中国极多”到“整一现代性”再到“意派”，主要目的并非他明说的学理，而是要争回批评话语权、艺术品的定价权、美术史的选择权与书写权，至少我更愿意向这个方向理解。但这样一来，一方面淡化了更重要的落后焦虑，另一方面给中国恶劣的评判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国外背景的“艺术江湖” 评判体系固然问题成堆，但核心期刊、教学评估、全国美展构成的三合一官僚体系更糟，后者的确不受国外操控，但应当被划到“改造中国”的范围。这并不是说体制内的人不好，我也是体制内的人，从《美术》杂志到四川美院都是，而是说体制的运作机制和运作逻辑目前只能是这个样子，所有人都只能这样做，不然就只能像陈孝信那样离开体制。既非体制又非江湖的第三条道路，至少目前还只能是理想，外加两边都不靠的双重困境。

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被动现代性》中，我还提到国外环境对身份焦虑的强化作用。这种强化作用在我身上的表现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唱“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但我没把这种焦虑带回国内，因为理智告诉我，中国面对的主要还是落后焦虑问题，我的身份焦虑，回国后就会逐渐被落后焦虑取代。但我接触过的海归，多数是把身份焦虑带回了国，河清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例，也许这与他留学的法国对美国的看法有关。最近遇到一位从法国回来的艺术家，老婆还是法国人，也把被国外环境强化了的身份焦虑带了回来，并打算做成作品。

{nextpage}

二、爱国主义与Patriotism

“连外国人都欣赏中国艺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却看不起我们自己的艺术。”这是我在《美术》当编辑的时候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的。这话显然是爱国的，只要爱国是正确的，这句话就不会错，而爱国又肯定是正确的。类似的爱国主义表述还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这些表述基本上都经不起追问。女人缠足是十足中国的，能说它也是十足世界的吗？日本侵华时期，仅在南京就屠杀了30万中国军民，能说“连外国人都杀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却不杀中国人”吗？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五四运动，完全是挖中国文化的祖坟，比看不起中国艺术的青年人过火多了，能说它不是爱国运动吗？

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听到这种质问，“爱国你跑美国干什么来，留在中国多好”。也就是说，留在国内就比出国爱国，依此类推，穿唐装就比穿西装爱国，画国画就比画油画爱国，练武术就比练体操爱国，教汉语就比教外语爱国，踢毽子就比踢足球爱国，用大刀长矛就比用洋枪洋炮爱国，用毛笔写字比用钢笔写字爱国，拉二胡就比拉小提琴爱国。但是，汉奸卖国贼有几个是跑到外国去卖国的呀？还不都是在中国卖国当汉奸吗？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是爱国主义经典，论爱国，不比任何国画差。我们熟悉的爱国歌曲，有几首是用毛笔作词作曲的呀？又有多少是用民乐演奏的呀？最典型的是国歌，要用民乐演奏，只能是对国家形象的调侃，建国60周年阅兵式上演奏的乐曲也是一样。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了呢？我认为，关键就在这个“爱”字上。“爱”意味肯定和赞扬，否定和批判如果不代表仇恨，至少也是不爱的表现。于是“爱国”就应当是对中国各方面的肯定和赞扬。但如果中国的各方面都是应当肯定和赞扬的，“改造中国”的理由又在哪里呢？改造中前提只能是否定和批判，不可能是肯定和赞扬。于是“爱国主义”就和“改造中国”形成了对立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西方也有爱国主义的说法，叫Patriotism，西方国家都在不断地自我改造，爱国和国家改造怎么就没有相互矛盾的问题呢？

首先，他们的国家改造是来自内部的自我否定与更新，更新了之后还是自己。而中国的自我否定与更新基本上是外国替代，更新了之后就不是自己了，李鸿章时代的洋务运动，邓小平时代叫引进消化吸收，都是把外国替代作为自我更新的手段，也就是否定自己，肯定西方。其次是因为西文的Patriotism没有“爱”的意思。在法文中，Patriotisme来自patrie（祖国），patrie又是来自père（父亲），父亲的国家就是祖宗的国家，这在父系社会是讲得通的，因此，Patriotism的准确词义是“祖国主义”，而不是我们通常翻译的“爱国主义”。西方语言的构词法不是不能给把“祖国主义”变成“爱祖国主义”， 在Patriotism前面加上philo-或phila-就可以了。英语里的philosophy（哲学）中的philo就是“爱”的意思，sophy是智慧的意思，同族词有sophisticated，意思是费解、费思量。Philadelphia（费城）中的phila也是“爱”的意思，delphia是兄弟的意思，所以费城的意思是“兄弟之爱”。但是就是他们没加这个表示“爱”的前缀。

如果“祖国主义”意思模糊，我们可以叫做“为国主义”或者“强国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肯定与否定，批判与赞扬，坚持与改造，就都是对的。

三、从“洋务运动”到“引进消化吸收”

从“洋务运动”到“引进消化吸收”，这个过程构成了中国在世界列强的威胁下被动现代化的历史，方式是向列强学习，先向西方列强学习，苏联十月革命后，又向苏联学习，然后又反过头来向西方学习。同时期的中国艺术也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留学对象国的选择：先是选择欧美日，然后选择苏联，然后又选择欧美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乃至彻底颠覆了“胡说八道”的含义。这里的“胡”是指胡人，胡人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国人的统称。由于彼时中国人的优越感与文化自信，因此把胡人的言行当作错误的象征，类似的词汇还有“胡诌”、“胡来”、“胡闹”、“胡扯”、“胡乱”、“说胡话”，在“胡搅蛮缠”中，“胡”和“蛮”形成了等号关系。这种局面到郎世宁(1688—1766) 供奉中国朝廷的时候还保持着，他的同龄画家邹一桂(1688—1772)对当时他所见到的以写实见长西洋画的正面评价是“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这是因为他反对苏轼“形似为非”艺术主张，但总的来说是鄙视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匠”气，因此不能入“画品”。面对邹一桂的鄙视，郎世宁还不能称为“洋人”，而只能称为“新胡人”，从时间上看，他带到中国的画法应当是巴洛克或洛可可风格。

1840年是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出生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对中国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鸦片战争。20年后的1860年，洋务运动在中国登场，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中体西用”的保守疗法未能奏效，接踵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新胡人”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并最终变成了“洋大人”。从此“胡说”（外国人说）、“胡来”（外国人做）就变成了敬畏和尊崇的事情。我小时候，“洋火”、“洋车”、“洋灯罩”、“洋布”、“洋铁桶”、“焊洋铁壶”、“洋胰子”还是上一代人的常用词，“洋气”和“土气”则是当时都市文明的重要价值尺度。这是一个师法西方，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社会，在语言和价值观上的必然反应。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得以在和平环境下加速现代化进程，“土洋结合”、“土洋并举”成了此后工程建设的普遍模式。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从此，“洋”打头的工业品逐渐去掉了“洋”字，到文革末期，“三转一响”开始在中国家庭普及，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满足国内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所需的各种产品，尽管品种单调，质量不高。

{nextpage}

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引进消化吸收”持续了30年，而且还在进行中。今天，中国产品已充满世界货架，外国品牌及其山寨版全面渗透中国人的生活，日立冰箱、三洋彩电、诺基亚手机、微软操作系统、美国麦当劳、韩国烤肉、巴西烤肉、日本料理、绿箭口香糖、耐克运动鞋、polo衬衫、msn聊天工具、雅虎邮箱、佳洁士牙膏，以及几乎所有外国品牌的轿车。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主办奥运，从留学热到回国热和出国旅游热，从“勤俭建国”到“拉动内需”，从出国参展到邀请外国艺术家参展，从中国艺术家落户西方，到西方艺术家落户中国，中国的确变了，已经与世界绞到了一起。最近更从广州传出三个美国人偷渡到中国找工作的奇闻。

经济的相互渗透与人口的跨国流动，的确冲击和淡化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概念，黄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