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这个听起来很“体制内”的机构，拥有的“院士”阵容几乎涵盖了全国一线当代艺术家，F4自然不会漏网，除此之外，徐冰、隋建国、刘小东、冯梦波等都在名单里。

　　研究院成立近一年。8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的 “建构之维”群展是第一次 “集体活动”。那天很热闹，观众早早就在发布会区域外热情地围观——这次围观可以一下子看全十几二十个当代艺术的大腕儿，可以一次看完“光头”、“绿狗”、“大嘴”、“天书”，堪称当代艺术界的春节联欢晚会。

　　这就好像上个世纪90年代，唱片业还不算萧条的时候，公司经常把旗下大牌歌手的成名曲做成一张合辑发售，受众对这种经典之作总是充满好感，它意味着你在一个浓缩的时空里看到了每个人最经典的符号，求之不得，省时省力。

　　而对于主办者与参展艺术家来说，这感受就不是那么简单。毕竟，从建院开始，负面的评论一直没有消停过。

　　一些批评家觉得愤懑，有观点认为“在当代艺术萌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并没有组织伸出手来帮着做展览，到了大家功成名就之时便要呼来唤去地帮衬着装点门面，实在难逃‘招安’之嫌”。

　　对于“招安”这两个字，张晓刚在接受采访时，第一次对媒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招安的意思，你我都知道，是说原来是土匪，后来归了朝廷，缴械了，失去了自由。当代艺术研究院没有给我一分钱的工资，不给我分房子，不给我户口，没有待遇，算什么招安呢?我们不拿钱，就还是自由的。”

　　“再说一点，有些人好像一直要把当代艺术家和国家对立起来了，我们强调独立性，自由创作，但不是强调反对国家，当代艺术的作用是反思，是要超越一些固有的价值观。所以，招安是一个假问题。等哪天研究院给我分了房子，把我关起来了，再说也不迟。”

　　姑且当招安成为一个假问题，那么集体活动对艺术家的作用有多大?

　　当代艺术不受待见很多年，上世纪80年代星星美展是在中国美术馆外的公园里举办的，驱逐与停展是常事。中国当代艺术从萌芽开始，就被排除在“国家级美术馆”的院墙之外。财富价值和海外呼声帮助中国当代艺术家获得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让他们从边缘群体走到了光环之下。今年展览搬进了中国美术馆，必须得承认，这是首次的国家级展览行为，即便只是在侧厅，也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客观地说，只有头上顶着光环的艺术家，体制内的组织才会吸纳——国内大把的急切要做展览的年轻艺术家，他们不是当代艺术研究院的目标。这也符合中国体制内机构的一贯宗旨：只有到了这个高度，才值得圈进来研究研究。

　　反过来，研究院需要当红艺术家，艺术家需要研究院组织的集体活动吗?

　　方力钧刚刚完成自己的文献大展，张晓刚的个展也将要在重庆举办，周春芽前不久因获奖也在今日美术馆做了展览，“院士”们自己的展览忙不迭地举办，对于他们而言，“建构之维”并不系统、也无太多特点的群展有何意义?张晓刚用了“政治任务”四个字回答我。当“政治任务”和“当代艺术家”两个词并列时，颇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幽默感。

　　艺术家王功新在展览之外谈到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缺席。在“建构之维”这样的集体活动上，王功新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渴望非常有趣。他认为，做多媒体的艺术家，目前在创作上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因为多媒体艺术并没有因收藏而获得财富价值，创作的成本又比画画高出不少，还需要一些机构的帮助。”也许，艺术研究院的集体活动真的只能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活计还得来自民间。

　　或者当代艺术研究院的常态工作，回到“研究”上，会少些争议。这一点，邱志杰也提到了，“艺术家在进步，美术馆也在进步，艺术批评退步了，也许当代艺术研究院该多关注艺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