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in-top:0px;margin-bottom:0px;padding:0px;border:0px;outline:0px;font-size:16px;font-family:SimSun, "line-height:24px;color:#333333;white-space:normal;">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风景在具体的地点上都没有准确的定位,它们是被广义化了的场所。但风景艺术能和地图一样提供地理信息。风景艺术还能提供有特定意义地点的图像信息, 可以是历史上重要的地点,也可以是对个人来说重要的地点。我们现在只考察了图片,但风景艺术可以并不仅仅是场所的图片,它也可以是场所本身。风景艺术能离开画布、离开限定的边框和美术馆去追求其艺术诉求,不仅仅是通过表现大地,还可以通过重塑大地(或者哪怕只是游于其中)来完成。这样的艺术包括了风景园林和大地艺术或叫地景艺术。查尔斯·詹 克斯(Charles Jencks,1939-)的作品《苏格兰宇宙思考花园》构思于1989年,于近期刚刚完成,旨在将物理世界的部分运行法则、模式和运动转换成风景语言来表达。这种宇宙哲学式的微缩景观在搭建上也颇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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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宇宙思考花园》 查尔斯·詹克斯 园林设计 1989年。


  同样野心勃勃的是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 1938-1973)的大地艺术先驱作品《螺旋堤坝》。通过移动数吨泥土、盐和矿石晶体,史密森建造了一个长约1500 英尺、一直延伸到犹他州的大盐湖中去的逆时针螺旋形堤坝。除开其他因素,整件作品的设计就是想要表达史密森本人在这个怪异的场所体验到的:“旋转的感觉”和“旋转的空间”。这一点就神奇地和莫奈对“呈现我的体验”的痴迷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呈现对一处场景的完整体验,不仅仅是视觉印象。这是古典风景美的完全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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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堤坝》 罗伯特·史密森 大地艺术 1970年。


  西方风景画从诞生开始就实现了人们对阿卡迪亚和伊甸园的梦想。理想化田园风光的图像可以激发人们对一处除了在画中可能根本都不存在的地方的怀念。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起那些不可触及的过去,比如说帮助重建我们消逝的童年世界。现在我想集中谈一下风景艺术的这一特别功能: 补偿所失、慰藉心灵的风景艺术,以及其与有关地点的身份认同感的关联。


  英国风景艺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常常被当作是一种补偿,对消逝的或者即将消逝的乡村美景、对质朴的田园生活、对早已逝去的在某个遥远的乡下度过的童年时光的补偿。这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英国是第一个大规模工业化的国家,并且经历了急速而猛烈的城市化过程。因此,乡村成为了逃离现代生活的自然避难所。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的《干草车》是英国最知名的画作之一,画于伦敦,正源起于这种感怀的大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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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草车》 康斯太勃尔 布面油画 1821年 英国国家美术馆藏。


  作品描绘的是一处具体场景:萨福克郡斯陶尔河畔的弗拉特福德磨坊,也是画家对童年田园牧歌生活的美好记忆。康斯太勃尔带着妻儿在伦敦度过了绝大多数时间,但是他画了很多萨福克风景。 “尽管我在这里,身处世界之中。”1823年,他从伦敦家中寄给共同成长于萨福克的老友的信中写到,“然而我不在……我有一个自己的富饶而多产的王国。这个王国是我的风景和我的孩子。”他说的孩子是真实的,而风景却只在他的脑海中、记忆里,还有画板上。康斯太勃尔选取“王国”一词也是很有意思。我们对这片区域有统治权;我们可以掌控时间、季节和各种可能变化的事物;我们也可以保留住田园牧歌。这都是风景画可以办到的。


  风景艺术和环境变迁


  21世纪,风景艺术遇到了它之前不曾面对的问题:气候变化和人们对物质环境的持续性焦虑。风景艺术家是怎样回应的呢? 尽管风景画在表现崇高之景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感受到震惊和沮丧,因为我们能感受到自然压倒性的力量,或者迷幻的虚空感,它有时也会让我们对已知的风景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它提醒我们对自我的认定是和居住的土地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生活是围绕已知的风景环境展开的;我们对“家园”的定义不仅仅是房屋、花园、道路、街道和交通,而是一直延伸到寂静的林地、中空的小巷、河畔草甸和起伏的丘陵,或者是布满草垛的田野、立于悬崖之上的灯塔和树木环绕的水车与小溪。


  然而,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些环境面临着威胁。全球变暖、乱砍乱伐也让我们的环境陷入危机。当这些事物损害到我们珍视的环境时,我们会变得极其焦虑。今天的风景艺术正在回应这种焦虑。一位忧心忡忡的地理学者伊恩·伍德豪斯(Iain Woodhouse)同样借用那幅标志性作品《干草车》,来进行宣传。他通过数字手段将康斯太勃尔画中的树木砍倒,以此来呼吁人们关注全球性的滥砍乱伐问题。这一做法十分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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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移走树木后的干草车》伊恩·伍德豪斯


  在众多当代领军艺术家中,加拿大的电影制作人凯莉·理查德森(Kelly Richardson,1972-)也直面这些问题。在她的一些巨大影像装置作品里,风景图像被令人不安地投影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她2010年的影片《博学》(The Erudition)正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对《干草车》中被移走的树木形成了诡异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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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 凯莉·理查德森 影片 2010年。


  在这片充满寒意的风景中——可能是经历了一场屠杀,因而了无生机——明显是电脑制作的松树闪进闪出,伴随着机械的滴答声。这些树不是人们种植的,不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股不可见的力量正以一种数字化的手段玩弄我们的世界,令人不安地主宰着风景世界。凯莉·理查德森的艺术集中表现自然的虚拟化形象。在她的风景影像中,她经常放置一些预兆不祥的、讽刺的元素。她的作品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间感性羁绊的思考,也让我们更加焦虑未来到底是怎样。


  我们所知的自然会存在多久?我们是不是已经在用我们精致的复制品取代了正在消失的自然?现在到底还有没有“自然”呢?或许它只是一个人造物,诞生于我们对“他者”的需求;或许只是一个想法,在某处存在一个我们曾经属于的有生命的世界,它可能是一个日益与我们制造出的环境日渐独立的简单的有机体,它或许可以成为我们逃避现代生活中物质和精神困惑的避难所。从很多方面来说,风景艺术一直以来都在启发我们思考这些问题。与此同时,风景艺术也是人类对这些问题的努力回应。


  本文完整版参见上海博物馆编辑的《摹造自然:西方风景画艺术》一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安德鲁斯谈西方风景画:风景画让我们离自然是近还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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