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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上飞:中国特色的艺术媒体
信息来源:中外美术网 文章作者:网站编辑 发布时间:2011-10-24

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人相继宣告进入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随此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成果,中国艺术也相继宣告进入图像、资本、传媒时代。伴随着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中国社会各界(包括艺术界)激起关于与现代化关联的现代性问题、与社会结构转型相关的文化生态转型问题、与市场经济纠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健全问题、与图像挂钩的人类视知觉范式的兼容问题、与资本关联的资本强权问题以及由传媒引发的媒体倾向混乱问题的激烈讨论。从讨论的影响力与最终结果来看,可以用两个字形容——无力。这反向显露出两个征兆:一个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理论家、批评家等精英阶层文化敏感性的缺失,另一个是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文化生态的异常复杂性和混乱性。可以说,由于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文化生态的异常复杂性和混乱性,无论是局部地讨论资本、图像还是传媒,都要求将其放置在大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大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背景之上讨论。同时,肯定的一点是,对艺术媒体的批评从根本上指向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而非对现如今中国艺术媒体现状的单纯描述或单纯批评。“特色”通常隐含着两层截然相反的意思:一层是,故意的“标新立异”,如果不为某种合理的价值观而标“新”,那所谓“异”也只会留于肤浅层面,而所谓“特色”也会笼罩上厚厚的投机意识;另一层是,无论是“新”还是“异”,其都指向“变革”这一根本的明智举动,倘若没有变革意识,那落后是必然的。
  一 现状描述
  媒体是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由于这种工具特性,媒体可以说是一种平台,即供人与人、人与非人相互交流的工具。既然是工具、交流平台,那工具、平台本身是不可能有问题的,因为平台是无所谓好坏的,而有问题的只会是工具、平台的掌控者,即人。就因为这个原因,所有人都有理由对那些对艺术媒体本身狂轰乱炸者们的言论不屑一顾。因为较之于那种没有任何征对性的无的放矢,似乎从社会结构、文化生态、市场经济体制(资本流通机制)、媒体经营团队等根本上切入剖析中国当代艺术媒体要来得实在些。因为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有自身的特征,所以艺术媒体也带有很多自身特点。
  1、“官刊”与“民刊”分天下
  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政治体制,相较其它国家而言,我们的媒体团队中多出一部分,即“党支部”(官方刊物尤其如此),其把握整个媒体的思想倾向。当然,总管是“宣传部”,还有“新闻出版局”和“工商管理局”,这三个管理单位的权力在公民的意识中是模糊的,即各自权力分布相当混乱,这导致了艺术媒体(尤其是民间艺术媒体)经常经受一次又一次的审查,“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局”会时不时采取车轮战术,可谓之“严打期”。所以,艺术媒体普遍面临这样的困难:一方面要提升媒体的专业水准、销售量、商业效益,另一方面要应付思想管理部门一次又一次的审查。这里之所以说中国艺术媒体在媒体团队中多出“党支部”具有独特性是因为,在西欧很多国家14世纪就已经废除了这种思想管理机制。因为中国政府官员一贯秉持政治至上的执政理念,所以即便艺术媒体也必须与政府执政理念相一致,也要秉持政治至上的办刊理念。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艺术媒体的特色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民办刊物,民办艺术刊物更是呈空缺状。像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两刊一报”(《江苏画刊》、《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画廊》、《美术》,成为当时艺术发展方向的直接策划者。当时选择一幅画登在封面而不选择另一幅画就会制造出完全不同的艺术历史。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能预见明天艺术发展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的艺术刊物都秉持一致的办刊理念。90年代情况依然没有多大变化,尽管学院媒体异军突起,但学院在中国也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机构而已。他们在一致办刊理念的管制下不可能有太多的创意。所以情况不容乐观。
  真正的转变在21世纪,至少诸多“民办刊物”的出现改变了“官办刊物”一统天下的局面。至于多元的现象是否流于形式,但肯定的一点是,多元往往从形式的多样化开始。可以说2000年网络媒体的兴起与2006年左右民办刊物的大量创刊一改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的媒体状况。也就是说,今日艺术媒体办刊理念显然已由一元转为多元(至少是二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喜的转变。
  当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如今民办刊物虽然争得一席栖身之地,但实力并不雄厚,依然无法起支配作用。中国民办艺术刊物与官办艺术刊物的对立格局就似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对立格局。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主导国际经济秩序,根本原因在于由于自身实力的弱小而只能活在发达国家联合制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也就是说不光国际经济秩序的秩序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就连游戏规则都是由它们制定的,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想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主导世界秩序,就得积极参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加入WTO便是最好的证明。道理一摸一样,中国原有的新闻出版制度与工商管理制度好比“国际经济旧秩序”,它更多适应官办刊物的运作模式,所以民办刊物要想与官办刊物并驾齐驱,共同主导当代艺术发展态势,就得积极参与构建新的新闻出版制度和工商管理制度。要求国家媒体政策做出调整。这也是势在必行,因为国家政府媒体管理制度必须随媒体自身发展态势不断调整,否则必然制约媒体发展。{nextpage}

2、“卖刊”与“赠刊”齐争鸣
  如果说“官刊”与“民刊”两级格局打破了原有意识形态管制的整一性和办刊理念的一致性的话,那么“卖刊”与“赠刊”在商业利益与受众上的争夺则更多涉及国家经济政策与资本流通机制的问题。
     简言之,“卖刊”就是读者需要掏腰包买下来才能够阅读到的刊物,“赠刊”就是不需要掏腰包、甚至不需要跑路、直接由工作人员送货上门的刊物。当然,当代中国“赠刊”毕竟是少数。多数刊物(无论是官刊还是民刊)都有定价。这两类媒体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于,对于媒体主办单位而言,肯定是要赚钱,因为在当代中国基本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的社会保障、福利、低保都少得可怜,更谈不上很多无偿基金赞助艺术等学术活动这回事。不同点在于,卖刊自身所承受经济压力稍微小一些,因为主办方从刊物售价同样可以回收部分开销,而赠刊承受的经济压力则要大一些,因为它们的资金来源多数要靠广告费。可以说,后者所考虑的因素要多一些。至于哪一类媒体赚钱更多,则应具体而论。这涉及到不同媒体经营团队所采取的经营理念、营销理念、宣传理念、销售理念等的合理性。
  现状显示,“民刊”通常面临巨大经济压力,“赠刊”通常不会是“官刊”。同样因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独特性,“官刊”通常都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大多由政府部门主办和投资,它们在杂志出版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投资费用回收问题,由是杂志销售量好与不好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甚至很多媒体主办单位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有政府养着,可谓坐吃山空。当然,“官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有合法的刊号,但政府的管制力量很大,自由度很小。而相比较而言,“民刊”没有稳定经济来源,有时很多刊物甚至短期内还没有合法刊号,但自由度显然要比“官刊”大一些,整个办刊倾向也更为轻松与娱乐化,意识形态意味不是很浓。很显然,机遇与风险性并存。
  对于读者来说,“赠刊”更受欢迎,如果刊物水准也很高,那就会受到好评。因为当代社会慢慢向第三产业过度,即服务业等比重加大,所以读者更愿意阅读服务做得特别好的刊物。再者,“赠刊”像公共雕塑一样,具有强行观看性。当然,主办单位因为这个增加广告商的赞助、刊物因为这个而受到好评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说,在受众群与影响力方面,“赠刊”较之于“卖刊”有很明显的优势。相反,很多门槛比较高的刊物和“官刊”通常有自大意识很轻视宣传和服务,所以很多即便自我标榜为当代艺术最有影响力的刊物,实际不过是自恋而已。
  “赠刊”与“卖刊”显然都涉及商业利益问题,但这并不可怕,因为不管当代艺术也好,当代艺术批评也好,当代艺术媒体也好,排斥商业性已很不现实。并且抵制商业性的举动极为荒唐,因为商业与艺术、商业与批评原本不是天然的敌人,其之于当代更为明智的人而言,商业会成为艺术创造与批评的良好支持。而且,当代人似乎也应该努力使其关系良性化,也就是要努力构建新的资本流通机制。{nextpage}
3、“新媒”与“旧媒”显冲突
  有人将电视、通信、广播等与报纸、杂志归为传统媒体(也就是“旧媒”),而笔者这里所谈论的传统媒体范围仅仅限于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而新媒体(也就是“新媒”)则主要涉及网络。当然,新媒体不仅包括网络,它还包括电话、手机、电视等新兴传媒工具。
  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等新媒体逐渐占据了很多人的工作、生活空间,甚至大有取得“霸权”地位的态势。就网络说,2005的统计数字就已令人吃惊,截止2005年6月中国网民(平均每周使用户联网至少1小时的中国公民)总数为10300万人。可以说,因为新媒体的这种“强势”而使人对传统媒体的未来命运甚感担忧。悲观主义者认为,未来社会新媒体必然会代替传统媒体;乐观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生活愈来愈趋向信息化、便捷化的形势下,新媒体已占据了当代人心理的大部分空间,老人多选择传统媒体,而年轻人、新人、时髦的人会选择新媒体,而新媒体的运用也成为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即认为不同的人(包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等各种)必然会持有不同的媒体态度。很显然,人们大多以个人的生活经验提出对媒体的主观认识(如:一个儿童会觉得最有趣的是电视,由此他们也自然有理由认为电视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影响力的媒体;而一个青年人则有可能觉得跟自己最亲密的媒体是网络,因而他们会认为网络将会取代其它所有的媒体而“一枝独秀” ……),这一系列个人经验所形成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部分影响,但并不客观,太情绪化。如更为客观的讲,新媒体的出现“必然”会对传统媒体造成剧烈冲击,但这种“剧烈冲击”不可能造成传统媒体消亡。判断新媒体能否代替传统媒体,应该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各自的特征或特性的对照中进行。
 新媒体是完全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一类传播媒介,其无论从材料、构造还是从传递信息的效果等上都“焕然一新”。这里可以通过网络(代表“新媒”)和报纸、杂志(代表“旧媒”)的比较研究来巡查。
  网络也有不同的载体,如手机、座机电脑、手提电脑等。从材料看,新媒体运用的是新的合成材料,有显示器、电板等科技含量很高的质料,即便未来其形状、构造如何精简,然它终归是一个立体的硬的实体,并且依赖电力能源;从受众感受效果看,新媒体是综合了美术、文学、音乐等各种各样的艺术样式而能够尽快同时调动人的视觉、听觉,使人置身于一种被制造出的感觉实景中,属时空交替综合艺术,它直观、形象、生动、逼真;从传播速度上看,网络无国界,每一个受众对同一资源都享有同样的接受机会,它可以储存大量的信息,可自由增删,受众也享有了更实效的表达自由,受控制的程度底,但由于依赖信息,没有信息塔、网络的地方或人就无法接收到信息;从社会效应看,网络的发达与否已成为现代生产力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网络也成为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媒体的运用使人的生活、使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程度提升,其屡屡掀起“狂风”(如什么“超级大赛”云云)而负面影响、难以控制的是垃圾邮件、黄色网站、网络犯罪等。很显然,网络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新兴起来的第四媒体,其整体凸显的是科技含量的加重。
  相比较,传统媒体(报纸、杂志)也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以及特点。从材料看,传统媒体多用纸张,纸张廉价,可随意折叠存放,也可收藏;从受众感受效果看,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统统诉诸于视觉,是二维的,不易造成受众心理的运动感受,抽象,凭借思维,信息传递的最终完成依赖人大脑跟信息交替、对接,人具有主动性;从传播速度看,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得依赖邮局、书店等等发送机构,具有局限性,即是说哪没有报社、没有送报员或没有邮局就不可能得知报纸上的信息;从社会效应看,由于报纸、杂志属有形媒介所以较好管理,而负面效应包括环境污染(即报纸满街丢)等。这里,传统媒体更倾向生活化,带有休闲、品玩等特性。
  从新媒体跟传统媒体的直观对照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新媒体在传递信息的量上和效率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伴随人类科技必然会取得更大进步,并且这种优势会愈来愈明显。而信息化的加剧(电视、网络、手机等的逐步普及)会向传统媒体提出挑战,人自然会提出疑问“当有一天新媒体普及后,报纸、杂志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样,“新媒体在科技发展到顶峰之后有没有可能被普及?”“报纸、杂志是否只具有实用功能而毫无文化元素?”显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新媒体在科技发展到顶峰之后是有可能被普及的;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即报纸是有文化元素的,即便报纸等刚开始或许其只有实用功能而没有丝毫文化元素,但在经过好长历史时段的演变之后必然会带上人生存方式、生活诉求等等的文化元素,文化元素牵扯到人类的生活理想的根本问题——人性,如断定人类从根本上不会拒斥人性来看,人类不可能完全放弃传统媒体。由此看来,对这两个分离问题的回答得出结论,新媒体在未来社会中或许会代替传统媒体的实用功能,但无法取代其积淀很长时间的文化元素。
  B、新媒体的最大的特点是直观,因为其声、色俱全,能捕捉住人的微妙心理感受;而传统媒体也有个特点是抽象、非直观,这跟新媒体的直观性相比较而言,其在第一印象或视觉冲击力上要弱一些。经验告诉人们,如单凭感觉选,第一选择肯定是新媒体。但人并不单凭借感觉生活,还有理性。而如凭借理性选,那传统媒体依旧会有很多受众。新媒体直观、形象的同时也蕴藏着危机,即新媒体是直白的,它展现的是要表达东西的所有侧面,人被其搞得哭、笑、伤感等皆不能自制,这里面人丧失的恰好是抽象思维能力;而传统媒体缺乏活跃性和实景,这从一定程度上不能顺应人的主观感觉,但从深刻层面上讲,传统媒体依然占绝对优势,这里还不要说新媒体对人身体(近视眼、脊椎病的患者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网民)造成的损伤等细微的危害。由此来看,新媒体的直观特点不一定对传统媒体的非直观性造成冲击,我们也不能将新媒体直观特点作为判断新媒体必然会代替传统媒体的证据。非直观与直观对于人类的思维构架而言,缺一不可。这样也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即新媒体跟传统媒体在直观与非直观这一问题上会达成和解,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会并存下去。
  C、新媒体传播速度、影响力的优势确实对传统媒体造成了剧烈冲击。像新媒体所提供信息量之大,自己浏览、传递信息之方便都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人类的思想中存在一个核心信仰,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类信仰科技预示着新媒体的美好未来,但是需要声明的是人类信仰科技并不意味着人类只需要科技,而信仰科技并不意味着“迷信”科技。而在这些强势冲击下,传统媒体需要做的是如何转变自己的创造理念和经营理念而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缺陷,只有变革才有可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0年后,中国艺术网站建设可谓风气云涌,这更加剧了“新媒”与“旧媒”的冲突。调整冲突、整合资源成为新的问题。{nextpage}
二 问题直呈
  艺术媒体只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局部领域,它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众多显像管中的一根。鉴于此,媒体批评是变相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而非艺术批评。而一种道理也显而易见,如果人类将所有问题归咎于自身,那人类社会、文化问题至少有改善的希望,如果人类将所有问题归咎于非人,那人类永远看不到希望,甚至没法活下去。所以说,问题的揭示根本上是为了构建一种人类自我改善的根本策略。中国当代艺术媒体普遍具有以下几方面弊病。
  1、多而不丰——呈平胸状
  中国当代艺术媒体整体景观就似一位平胸的女人,毫无美感可言。当然,为数极多的人也视平胸为美之最,但那种举动不能不让人评其为审美机能衰退。没有起伏,也就是说,数量多,但面孔、内容并不独特,呈现为一个面貌。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艺术媒体一百多种,还不算其它的大众媒体。足显数量之多。但如随手翻几本艺术刊物,人们便会发现其惊人的相似性、雷同性。“话题、专栏、视界、新潮、资讯”、“新闻、访问、专题、策划、个案、艺术家、资讯”等等。新闻热点、访谈、展迅充斥着几乎所有的艺术媒体,唯独不见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文章和学术评论文章。这似乎应归因于媒体主办人急功近利的价值诉求和当代中国人整体精神诉求的缺失。也就是说,根本的思想、学术研究就缺乏原创性,更不用说媒体主办人有多少新奇的创意。
  当然,多并不是坏事,因为多是“多元”、“自由”的有效前提。如果说在多的基础上变得更丰富,那将是很好的事。为数极多的老理论家批评现在媒体混乱状况的根据是,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刊物做得多纯粹、多学术化,但那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他们依然梦想着权威的日子。多就是要消解权威,消解话语霸权,消解言论封锁,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媒体是精英化的,那它背后其实有惨重的代价,那就是话语霸权和特权阶层的形成。
  2、学刊空缺——呈平庸状
  中国当代艺术界学术刊物空缺已经达成批评共识。绝大多数艺术媒体倾向新闻化、商业化、时尚化,艺术界的确需要新闻化、商业化、时尚化的媒体,但如果所有媒体以此定位时,那低劣是必然的。
  巡视一下中国当代大多数艺术媒体的团队人员构成结构,人们就能发现一种共用的模式:主办、主管、主编、执行主编、编委/学术顾问、编辑。当然,在遵循这一基本模式的前提下,商业艺术刊物与学术艺术刊物的差异在于,学术刊物多出“编委/学术顾问”这一环,而商业艺术刊物则缺失这一环,变相多出“视觉总监/运营总监/策划总监”一环。但是商业性艺术刊物与学术性艺术刊物编辑团队整体结构相似。如果再深入了解一下各个部门任职人员的知识背景的话,人们也不难发现,主编通常会由有一定知名度的所谓“名人”担任,而执行主编实际领导办刊,编辑通常是有一定艺术理论背景的人,至于策划总监、运营总监则需具备一定市场经验和商业操作经验。很显然,当代艺术媒体运行需要整合这一系列结构,因为媒体创制人员与学术人员应该做相应的分工。
  艺术学院院长多由知名艺术家担任、艺术媒体主编多由知名理论家担任,这种现象也是中国特色(至少与欧美国家相比很具特点)。在欧美国家,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艺术学院院长都不会由科学家或艺术家任职,而是由专门学习管理的人任职,也就是说,学术研究、科学研究与机构管理是分开的,让尖端专科领域的人去从事管理工作本身是智慧的浪费,同时也会为机构的良性运行造成损伤。相反,机构管理由专门人员任职更科学,同时也更能为研究人员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欧美学术刊物一般背后都有一个“学术委员会”把持学术。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主编通常既要抓学术又要促生产,这样必然造成整个媒体团队的身心俱疲。
  就学术刊物来看,事实上“编委/学术顾问”不承担任何工作,只是挂个空名。一般而言,学术刊物上面的大多数文字都来自专业人士投稿,按理来说,“编委/学术顾问”应该把持“投稿”的水准,也就是说,一篇学术研究文章能不能发表,应该是由“编委/学术顾问”决定的,并且“编委/学术顾问”必须由三个以上的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专家组成。但是,中国目前的所谓学术刊物的实际操作显然不是这样,一篇投稿能否发表,要看主编,主编如果同意,即使是“臭狗屎”,也照样排版,相反质量再高的文章,一旦碰触到艺术刊物内部某人的利益时,即刻会被封杀。这同样是中国艺术媒体的独有景观。事实上问题极其严重,如果让极具学术研究能力的人主持艺术媒体具体工作,会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整个国家的学术研究能力将会愈来愈薄弱,因为具有研究秉赋的人全都挤向媒体,没有人(即使有心思其也没有时间)去安心进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容易造成话语霸权,让艺术媒体形成与主编一样的个人风格。
  就是因为中国艺术媒体背后没有真正的“学术委员会”把持学术,所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刊物。这并不极端,是有的放矢。并且,“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也应该吸纳各行各业的不同领域的专家,艺术媒体“学术委员会”至少应该吸纳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批评家、艺术家以及市场研究专家,以免导致专横独断。
  3、闭而不开——呈平滑状
  这一点同样是学术媒体具有的严重问题。因为商业媒体本身就不具备言说的价值,让它们去赚钱就行了。在中国,学院似乎是学术性的惟一标志性机构,这本身没有任何悬念,因为学院一般汇集了诸多教授、博士等学术人员。但这也是中国的一种独有景观,较之于欧美,一个普通的中学校长都有可能成为国际一流的大思想家或作家、科学家,这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因为在中国人的一贯意识中,只有“某种人”才拥有研究权力,才有研究的资格,这显然是学术分布结构的畸形表现。
  《美术研究》(央美)和《新美术》(国美)被中国的部分专业人士认为是国内学术性很高的艺术刊物。但人们只需仔细了解一下那些媒体具体的操作,那眼镜准跌落。教授、博士、研究生一系列学历门槛和职称高低的限制横放一道极高的门槛。再者,人们几乎从那些杂志上看不到最年轻一代理论研究者的研究文章。更不用说,那些杂志的管理人员知道当前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研究专家是哪些了。这些似乎都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哪一个学院主办的艺术刊物对自己学院任职人员非常厚爱,大量的文章(不管是垃圾还是什么)都出自“自家人”。所以笔者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也想写一篇研究性的文章,名为“中国的艺术媒体何以成为一道门槛?”也就是说,那些艺术刊物压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供业内人士自由交流的平台。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艺术从80年代到现在依然停留在地方割据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进入当代系统,一旦一个艺术家的思维中有地方割据意识,那他已经就废掉了,那只能显现出他自身的狭隘。但是这种地方割据意识大大存在于当代学院、艺术圈内,像某些学院就一直以“从西南出发”为办学、艺术创造导向,简直荒谬透顶。说尖刻一点,地方割据意识之下所创作的艺术压根就没有艺术自身的纯粹性,根本掩饰不了利益争夺的真实嘴脸。
  这种现实状况引出最后一个问题:当艺术媒体呈封闭状态时,它何以成为业内人士相互交流的良好平台?答案是明确的,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所以说,中国人固有的那种太极式的思维系统与心理状态已经过时,将其带入现代艺术媒体的建构更是弊端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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