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浙江美术馆展出的“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是一个具有超高人气的重要展览，它不仅展出了敦煌艺术的重要复制品，还系统地介绍了敦煌学的相关知识和研究历史。

　　然而，这个展览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在介绍敦煌文化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学者的时候，似乎有意回避了中国美术学院已故教授、国务院批准的国内美术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政协原常委史岩先生。

　　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在“史岩”条目中说“他从1940年起任金陵大学副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同在该美术卷中，“常书鸿”条目说：“1942年9月，常书鸿出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43年3月24日到达敦煌莫高窟。1944年1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在十分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他与该所的十几位同事，在荒凉的莫高窟进行清理、调整、临摹、研究工作。”

　　这部大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常书鸿、史岩先生都还在世，应该可以肯定，史岩先生就是常书鸿先生的十几位同事之一，他在敦煌的这段工作经历，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以上这些说法，在中国美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史岩文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史岩先生在《河西走廊古窟拾遗》一文中写到，“去春，教部筹设敦煌艺术研究所之议，嘱余相助，遂欣然离蓉……于民国卅二年三月十六日由四川省启程，途径天水、兰州、酒泉、安西诸要塞城邑，均作逗留，直至五月廿六日始抵达莫高窟”。

　　由此可知，史岩先生晚于常书鸿先生两个月，于1943年5月26日到达莫高窟，然后在此工作了一年半，其间工作主要是抄录各个洞窟的画像题识。史岩先生从敦煌返回成都后，将此期间的工作成果于1945年7月出版《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这本书是中国美术史学者研究敦煌艺术的最早学术成果之一，这本书为后来的敦煌研究提供了基础的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史岩先生在敦煌幽暗的石窟中，寒暑无间，秉烛抄录画像题识，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史岩先生在《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序言中提到这一点：此类题识，多在墙根洞口，香客参拜，手抚衣擦，朝渐夕摩，驯至澌灭，或墨矇如迷五里雾中，然匡庐佳处，每在此微茫烟树之境，他如炉香灶烟之熏，染灯油之秽积，流沙之压毁，虫蚁之蠹蚀以及文化暴徒之铲窃如斯之类，未遑偻数，遇此情形，肉眼虽不能洞微，亦必试用种种显像技法，朝夕摩挲，孜孜辨其鲁鱼帝虎，聊尽阙责。

　　史岩先生在敦煌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在如此困难情况下对敦煌研究所做的工作，居然在展览的敦煌学研究学者名录中以及在研究成果的介绍中只字不提，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不仅涉及到对史岩先生劳动成果的尊重问题，也涉及到艺术史研究治学态度的问题。

　　笔者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隐约之中间或有耳闻，言史岩先生在敦煌期间，与有的老先生关系不睦，但究竟缘于何事，语焉不详。几年前，敦煌艺术展在深圳展出期间，笔者即发现了对史岩先生在敦煌研究上所做工作的忽略，曾求证于有关人士，同样讳莫如深，未有明确说法。

　　据笔者所知，史岩先生与有的敦煌研究专家，例如展览中提到的当年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在学术上的交往就很融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姜先生的博士生进行论文答辩，就特意请史岩先生担任答辩委员。

　　老先生那一代人现在都不在了，作为后学，我们在整理他们的学术成果，梳理敦煌研究历史的时候，应本着忠实于历史的基本事实的态度。老一辈人之间当年有什么龃龉、矛盾、误会，不应该影响我们在今天的客观态度，至少不应该为敦煌学研究史有意留下空白。退一步说，就算是史岩先生当年曾有何不妥之处，在今天也要有所交代，以向历史负责；而对于史岩先生曾经做过的学术工作以及学术成果，该承认就应该承认，不应该采取视而不见，不理不睬的态度。

　　不知道负责敦煌艺术展历史梳理工作的诸位学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