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有年，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现在买谁的升值空间比较大？以至于我的学友梅思香还曾在数年前斥资300万与某媒介联合举办最具升值潜力的浙派书画家大选活动，实际上，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价值的尺度与价格的计量难以同等对待，因为价值可以在相对超越功利的环境下延续，而价格达到高点后，你最好别指望它永创新高。

　　但是对于专职的鉴定工作者，清晰的尺度判断力，是面对纷繁的作品不致迷茫的前提，我遇到开头那个问题时，一般也会给出相对清晰的答案。比如2006年前后，我一直鼓励身边的朋友们去收藏王伯敏先生的作品，甚至友情提供详细的分析与计划，可惜，多数朋友总觉得王先生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美术史家，虽然是解放前上海美专与北平艺专的双料毕业生，黄宾虹先生的弟子，但书画终究是他的副业，上述判断实质上反映出一种普遍的从众心理，以及对中国画创作与审美进程的理解力缺失。因为，顶尖艺术家之间竞争的大致也就三样——思辨能力与诗性，还有个人化的语词符号——这三样均受美感统摄。按照这个范围冷静审视，王伯敏先生的综合优势在当代是非常显著而稀有的。近两年来，无论是拍卖行的成交记录，还是民间收藏的转让规模，都证明了投资王先生的性价比。

　　专业分析的结果可能很吸引人，但是它的过程复杂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决定其难以成为通俗的分析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尺度的另一种测评工具应该倾向于外部，按照反馈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是客体，是他者，在与审美主体和“我”发生接触时，这个客体往往是个“灰箱”，隐约可见，却又看不真切，那么通过有序列地敲击或者外部观察，是不难发现灰箱的实质内涵，在这个基础上，运用测评工具进行归纳和分析，预估价值实现的成本与过程，我以为是比算命或者倒推更符合逻辑的行为。

　　那么外部工具应该倾向于关注哪些事实呢？除了拍卖与私下的流通记录之外，“天地人学”四字可资一用。

　　天即天分，自从旁落孟德尔基因说，独尊达尔文进化论之后，天分与传承的精英文脉极少提倡，其实天分不高，后天虽努力，赏心乐事也往往变成文化苦旅。

　　地为地气，要接地气，需有生活，故成功的人物往往经历不是太顺，譬如徐渭成为大师之前是师爷，齐白石这样的大匠也曾做过木匠，百炼钢化绕指柔，非经历无以成之。

　　人者人脉，虽然英雄不问出处，然英雄又必有出处，四大名著，开篇说的全是师承或出处，织席贩履的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九纹龙史进成为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王进得意弟子，女娲补天遗石，孕育了贾宝玉和孙悟空，后者拜元始天尊为师。是故师承友好，总角倾盖，构成了一张关系大网，观王摩诘之辋川，沈石田之西山，虽然隐了，却名声日噪，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必太过急公好义，偶尔乐善好施，即可为时所重。

　　学乃学养，学养是艺术家创作与思维的主要源泉之一，学养很难通过文凭量化，如同中国式的钢琴考级仅仅是考级，有些论者臧否艺人，往往用能够作诗，多少会员头衔做子弹，恐怕很难中的。一个人的学养，关键是看他能否把间接经验用上用好。基础的写生与临摹，广泛的游历与阅读，从黄宾虹到吴冠中，莫能外之。

　　以此四字入眼或入手当下健在的浙江书画界诸家，虽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亦当有所心得。有人问赫伯特·里德，你写的《西方现代艺术史》，为什么要把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等放在主要位置，里德说：因为我和他们比较熟。我亦只就相对了解的书画界名家谈谈自己的判断。

　　人物画领域，浙派意笔人物画是浙派的拳头产品，从年龄段来看，第一代的方增先，第二代的吴山明、刘国辉，第三代的尉晓榕、唐勇力是其中的翘楚。由于人物画内容与题材的限制性较强，谁能够在创作盛期推出重量级的作品或者个展，谁就可能占据市场主动。

　　山水画界，有些峰峦列峙、青蓝交织的气象，王伯敏、曾宓、童中焘、孔仲起、姜宝林均入老熟之境，卓鹤君、陈向迅、刘文洁、郑力曾经引领了浙派山水画图式的新创实验，未来去向尚不明晰，相对年轻的何加林、张谷旻、张捷、林海钟，其图像路径与风格策略似乎处于老熟和新创之间，也可以说，目前浙江的山水画阵营是相对较为齐整繁茂的一支，假使用老而弥新之词观诸上述方家，是不遑有所拣择的。

　　花鸟画方面，何水法的师承学养、社会历练、作品个性，均有特立之处，有人称其“南人北相”，倒是切中他豪放其外审慎其内的本色。浙派花鸟，有时略嫌包袱太重，吴昌硕、潘天寿先生的风格易感而难学，其兴也勃，其去也疾，再次证明，在个性太强的老师面前，保持距离是别开生面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