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顿一家是摄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出生于1919年的科尔·韦斯顿，是家族里尚在世的年纪最长的成员。身为二十世纪摄影界偶像人物爱德华·韦斯顿的四个儿子之一，科尔本人也是五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同样著名。

　　在1946年应父亲的要求搬到加州卡梅尔之前，他的一生一直走着一条不同的轨迹，从戏剧到海军，再到为《生活》杂志工作，后来又是肖像。随后的岁月里，他成为父亲的私人助理、伙伴和知己。爱德华罹患帕金森症时，科尔兼做两份职业：他父亲的和他自己的。多年来，科尔一直保留着两人广为流传的大批作品。

　　科尔的作品也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所以没有被他父亲的影子所遮蔽。1988年，他不再印放他父亲的作品，而是专门致力于他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而且进入世界最优秀的收藏机构。他在国内外教授讲习班，而他的作品也成为四本书的主题，包括《十八幅照片》(Eighteen Photographs)、《科尔·韦斯顿五十年》(Cole Weston Fifty Years)、《在家与在外》(At Home and Abroad)以及最近的《爱笑的眼睛》(Laughing Eyes)，后者是父子间的书信集。

　　科尔·韦斯顿(以下简称“科”)：那么，你想知道些什么?我这么做过很多次了，发现自己总是在说同样的话，所以我把这个留给你处理。你来问，我来说。

　　约翰·保罗·卡普尼格罗(以下简称“约”)：你对摄影的最早记忆是怎样的?

　　科：哦，我最早的记忆，那就是我父亲的暗房水槽，在特罗皮科(Tropico)，以及暗房水槽里我的小帆船。当时我和我哥哥尼尔曾经打破了他的暗房的所有窗玻璃，于是爸爸就把他的玻璃板给我们。“这儿呢，拿去，在碱水里浸一下，然后清洗干净”。然后，他把新玻璃装在窗户上。这些就是我对父亲和他的工作室的最早记忆。另外，我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记忆。他曾经有过这些女人，我发誓她们都是老女人，不过为他工作的确实是些年轻女子。我记得这个。他在暗室里给她看些东西。他让我出去，看看从格伦代尔(Glendale)途径特罗皮科再到洛杉矶的红色有轨电车是不是来了。我出去，不过很快回来了。我父亲正搂着这个姑娘，亲吻她。我就在那里。当时他不再和我母亲住在一起。他们分居了。我出生于1919年，我父亲当时就有情妇。我总是很奇怪我是怎么出生的。他们肯定只是因为从前走到了一起，或者诸如此类。我是怎么被怀上的?我从不记得和我父亲一起坐在饭桌旁——从来没有过。我们从来没有家庭晚餐。我最强烈的记忆，就是在我母亲的地方，坐在格伦代尔的一张大桌子旁。我父亲的工作室在几里地之外。我母亲是位教师。她是位非常不错的老小孩。但是她不会做饭。她经常去学校，教课，然后回家，手里拿着一支烟，那是不允许的，然后上床睡觉。我记得一次感恩节或是圣诞节，坐在这张桌旁，桌上有一只很大的火鸡，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是唯一坐在这里的人。非常寂寞。我们轮流到父亲那里或母亲那里。他们和蔼可亲，一生保持着良好关系，至少我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他们离婚后，我们就去了父亲那里，后来又去母亲那里。

　　我来谈谈我从我的次子金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他写了一封很优美的信。这让我想起了我父亲和我哥哥钱德勒。钱德勒的确非常恨我的父亲，你知道。他比我大。金写信给我，谈到他的成长，他的童年，让我觉得非常悲伤。我给他回信。我完全没有否认这些事。我说：“你知道，我的成长经历也很糟糕。我是说，当我五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离开了我，前往墨西哥。我从没把他看成是父亲。他从来没有和我一起打过棒球，或者带我去滑雪。”我刚刚和我的大儿子艾佛谈过。他住在沙斯塔(Shasta)，昨天花了一整天时间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去滑雪。他一直和他们一起滑雪。我和自己的父亲从没有过那种关系。但是我爱他。他是一个很棒的男人。他回家的时候会读书给我们听。我不记得任何严格的美国意义上的那种感觉，父亲坐在这里，母亲坐在这里，孩子们也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所以我告诉金：“振作点儿，你的生活没那么糟”。他十四岁的时候，我和他母亲离婚，我的大儿子艾佛当时十五岁，和我一起住。他决定还是想和我住在一起。于是，金不得不成为那个家庭中的父亲。有四个孩子。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之后，他的母亲死于癌症，死时还很年轻，才三十六岁。后来，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儿子瑞斯，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之后他最要好的女朋友也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所以我说：“你知道，你也曾有过一段很糟糕的时期。没有理由把这一切都怪在我身上。我已经尽了力”。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做自己的事。我们是自己父母带来的结果。我们无能为力。事情就是这样。所以，生活还要继续。你得说，这就是它存在的方式，然后还要继续。我们绝不会因为我弟弟钱德勒的行为方式而感到沮丧。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了，一直在恨他的父亲，而且一生都在指责他。他是个酒鬼。我说：“你干嘛喝这么多酒”?他说：“我只是想向世界证明，我的父母把我养大有多糟糕”。他当时已经是五十岁的老人了。你不可能一直永远责怪自己的父母为你做过的和没有做的事。你只能继续下去，然后做你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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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最近出版的书信集《爱笑的眼睛》，这个题目从何而来?

　　科：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爱笑的眼睛”。《爱笑的眼睛》是一本很迷人的书。父亲大量谈及他的生活。你应该做你自己的事。不要让别人推着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我的所有信件都被保留下来。甚至我草草写的“爸爸，回家吧”，他都保留了下来。还有就是照片。

　　我不是一个写信高手。我儿子是个非常棒的写信高手。他写信告诉我所有我出错的事。我是个很糟糕的回信者。一切都被互联网统治着，我从来不用这些。我打电话。我只是拿起电话。这对我来说是谈话最简单的办法。

　　约：你在一个摄影世家长大，之后自己也成为一名摄影师，你的体会是什么?

　　科：哦，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做一名摄影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支点45手枪，别人给了我一瓶威士忌。我就是这样在1935年从洛杉矶毕业的。不管怎么说，他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也许是戏剧吧”。于是他把我介绍给西雅图科尼仕学校(Cornish School)的奈利·科尼仕(Nellie Cornish)。我最后去了那里。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奖学金，在那里待了三年，也就是1937年至1940年。我从戏剧专业毕业。我当时来到坎宁安(Cunningham)，和著名舞蹈家阿瑟·格雷厄姆(Arthur Graham)一起跳舞——他是最棒的。他是我的室友。虽然是个同性恋，我当时不知道。我认为他当时自己也不知道。1940年我从戏剧专业毕业，我有机会进入达施霍德青年剧院(Dashold Youth Theather)。我要让这个世界燃烧起来。我在洛杉矶的朋友们说：“那么做感觉如何呀?你也可以去为洛克希德工作。战争还在进行。1940年以前我们就开战了”。那时是1937年。你当时还没出生呢。于是我就去为洛克希德工作，成了一名铆工，当时为洛克希德工作是每小时51美分。我心想：“我得赚到一小时75美分”。房租是20美元一个月。我当时和多萝西结婚了。她是个舞蹈家。她嫁给了我，而没有去和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一起学习。我参加了海军，仍然一直从事戏剧。对戏剧有某种嗜好。但是我在海军的时候，进入了摄影工作室。那很有趣，因为我们有用不完的胶片，有用不完的相机。我们在制作商业作品，但是我至少还出去工作，出去拍照片。我有一辆卡车，一辆海军的卡车。那是我真正着迷的。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学会了一些真正的基本技能。在海军的时候，我真正开始着迷。1947年，我离开海军时，去纽约看我爸爸，而他去见了当时《生活》杂志主管威尔森·希克斯(Wilson Hicks)。希克斯说：“你回洛杉矶吧，我们付给你定金”。所以我回到洛杉矶，靠定金给《生活》工作。我为《生活》作了些事。当时我父亲正在办理离婚，得了帕金森症，他来到了卡梅尔。他说：“你能来做我的助手吗?”我说：“当然”。这就是我怎么进入了这一行。我必须冲洗和印放我父亲的作品，1988年以前我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他的帕金森症恶化之前，我有幸和他一起工作。你看，1946年我来到这里，1958年他去世。

　　虽然大量的印放工作是由迪克·麦克格劳(Dick McGraw)完成的，几乎囊括了我父亲的一万多张底片。迪克·麦克格劳想让布雷特来印放这些作品。布雷特比我更像摄影师，所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一小时15美元，印放我父亲的所有底片。但当时爸爸患有非常严重的帕金森症。所以实际上我是和爸爸一起选出所有底片。我们坐下来，看每张底片，然后说：“你觉得怎么样?”我仍然拥有的三千多张底片被送到创意摄影中心(Centre for Creative Photography)。最后我们选出了800张，他们用这800张底片制作了八套作品。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布雷特做得太快了，威拉尔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曾说：“嗯，你知道，布雷特，所有这些照片都很美，不过其中有些太劣质了”。他制作得很快。中午前，他就可以做好5张8x10底片，每张印放8张。因为中午的时候，他很想出去躺在沙滩上。他不大在意这个工作。那是很好的收入。直到他去世，我们一直都在争论这个问题。我就在那里。我看着。布雷特会拿着一张照片出来，爸爸看一眼，一直抖着，说：“我觉得这张很好。”然后布雷特回去印放。布雷特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也是一位很好的暗房师。但是你知道，他用某种方式印放他自己的照片，反差非常大，甚至比父亲的还要大。不过布雷特的项目制作的照片卖了很多钱，因为他可以说这些照片印放的时候爸爸还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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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布雷特的作品非常生动，而且抽象。你爸爸的作品影调上很柔滑，有体积感。他们两人都是针对形式的，但却是形式的不同侧面。

　　科：是的。

　　约：我敢说，经历过这个工作，观看这些作品，完全投入其中，这肯定对你和你的眼光会有影响。

　　科：你无法避免。

　　约：我不知道是否有什么时候曾经试图避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是，它的确可能是一件好事。

　　科：感谢上帝，我受到了影响。

　　约：是啊，没错。我也有同感。但是也有保持你自己的眼光并行发展的过程。这是一种延续，也是一种个性化。某些时候，你拥有了那种影响的一些力量，与其他影响就脱离开来。并不是被它们所拥有，而是你拥有了它们。你又如何对待保持和澄清自己个人眼光的挑战呢?

　　科：哦，那很难。你知道，人们说：“哎呀，当爱德华·韦斯顿的儿子感觉怎么样啊”?那太难了。

　　约：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问题。

　　科：是啊。哦，是的。嗯，的确，当然，这对你来说是很不客气的。

　　约：因为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更喜欢把它看成是一个挑战。

　　科：这当然是一个挑战。这是与人的不断较量。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彩色，因为那是我自己的时期。爸爸和布雷特，我没有办法和他们竞争。所以颜色对我来说是完美的。爸爸做过一点点彩色作品。布雷特讨厌彩色。所以对我来说，这合乎逻辑。

　　伊斯曼·柯达写信给我爸爸，他们说：“我们希望你用彩色来拍洛博斯角(Point Lobos)”。父亲回信说：“哦，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彩色，不过比起活着的任何人来，我更了解洛博斯角”。所以，他们送他用来拍摄的柯达克罗姆和埃克塔克罗姆胶片。这真是好东西。我和他一起去的。我握着他的手。他说：“好吧，我们在这儿瞧瞧”。我做到了。他保留着所有这些没用完的胶片。我说：“哎，全能的上帝呀，如果他不打算再用这些胶片，我可以出去用用”。我就这么做了。这就是我如何陶醉其中的。当他看到我最初拍摄的几张片子，我爸爸说：“哎呀，这些照片非常可爱”。他非常善于称赞别人，对任何人都是。初学者拿作品给他，他常常会说：“我真希望我自己也这么做过”。他有一种非常优秀的谦虚的品格，很多人都没有。他这个人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谦虚。所以无论怎样，他鼓励了我，我就继续做下去。

　　约：所以，差不多从那时起，你就一直用彩色来创作?你也制作黑白照片吗?

　　科：是的，我也作黑白摄影。我有从未印放过的黑白底片。要印放我自己的彩色照片，有太多事情要做了。我是一位彩色摄影师。那就是我所做的。不管你喜不喜欢，那就是我做的。黑色摄影没什么错，只不过我转入了彩色摄影。而且我喜欢它!

　　电视、美术馆、工作坊——哦，太多了。我再也不想要。我再也不想卖作品。我再也不在乎了。

　　约：那你现在想做什么呢?

　　科：我想是身体健康。我希望能够做到我的身体过去一直能做、但现在做不了的事。我是一个好导演，我在卡梅尔森林剧院(Forest Theatre)执导了五十年。我现在再也做不到了。我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爱好：戏剧、航海和摄影。我不得不缩减掉一些东西。三年前，我执导了我的最后一部戏。我卖掉了我的船。所以，现在我就安心做摄影了。这很不错。人到八十还能决定你想要做什么，这很不错。我已经没有我还是像你一样年轻气盛时曾有过的稳定。这以后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约：不过你还有眼睛。

　　科：对，你还有眼睛。

　　约：你仍然喜欢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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