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深刻变化的全球文化图景下，中国雕塑家开始逐步超越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创作，主动深化到对于社会、文化及精神层面的反思和表达。中国雕塑进入新世纪之后，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中汲取了更多的养料，也逐步从现代主义经验的认知中返回至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脉络中。在一定的语境下通过多种手法挖掘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其后果是一方面探索新的艺术表现语言，另一方面以“生而知之”的态度向内追求心灵的自由创作，这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家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和干预，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雕塑本身的文化观念和雕塑家的精神体验表达则成为更加关注的内容。在中国当代雕塑家各自呈现出的雕塑状态中，张勇是一位注重个人心境体验的雕塑家，在对于当下生活的真切体验后自然表现出的情绪，使他的作品带有某种现代浪漫主义忧伤的印迹。
　　相对于热衷观念表达的艺术家，张勇更倾向于不夸张的表态，平和细腻的体悟替代了令人厌倦的刺激和震撼。他以不雕琢修饰，不包装遮掩的雕塑媒介和纯熟的艺术语言同自身洒脱清净的心境相结合，在朴素的气质下流露出了积淀厚实、内蕴丰沛的文人精神。这与“70年代生人”的人格特征略显不符但却存在相同的精神状态——无可寄托的困惑。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对于自身的强调明显区别于上代艺术家的个人化特色，他们更迷恋于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经验和顿悟，将这种个人生存感受通过艺术的方式来精细的揣测和修炼，也倾心于从当下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出发来凸显现代灵魂被分割的飘零状态。更为普遍的是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对于高深晦涩的艺术理论和哲学问题缺乏兴趣，而是更专注于对当下生活的表现。他们往往对于既定的现实秩序存在某种疲乏的态度，更多的依赖于感性经验去独立构建自身的精神维度，将自身置于各种相对封闭的现实空间来进行自述。孤独、无奈、调侃抑或是某种磨砺心境的修行，常常成为他们对于传统价值认知模式对抗的形式。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管我们生存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像佛教徒们所认为的‘皆为虚妄’。我总是希望我作品中闲适平净的人物和山石所体现出的洒脱清净的心境总能让人感到幸福和解脱。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一种文人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崇尚自然的、清新脱俗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张勇如是说。不管是带有十字划痕的小丑系列作品，还是散发诗意的山水作品等等，都明显的映照着一种被精神渗透过的迹象，张勇的作品中除去凝聚了某种悦心的虚幻情境外，更多的是在现实背景下设立了一个精神载体。正如他在作品《最后的驯兽师》和《方向》中的情绪表述，对于已然消逝的文人语境那些纯粹的悲喜交错早已苍白，在惯性追求闲适的人生体验时，一种在实际存在背景下的艺术新感觉已经打破了刻意的营造。面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每一次心灵震颤，他选择细声细语的自言自语，孤独、彷徨与不确定的精神指向让观者披满了一身的疑惑，显然，张勇的作品中夹杂了不能言喻的孤独和困惑。
　　无数凝固的表情和动作组成了一个诡秘的命运，时而白日梦，时而承受无法回避的精神重负。张勇试图使雕塑的视觉形式具有更大的精神容量，并且要提升到一种禅宗色彩的自我观看，在对于精神透彻参悟后的表述时，观念和叙事性的呈现被不断抽离，促使灵魂的自白更为直接的渗入观者的精神本域。张勇雕塑形态的内心独白虽然没有反映出对于某种既定事实的深沉和焦虑，但《背云背雪》和《风筝人》等作品中的意味却是他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即为人类迷失在自身创造的精神领域中。除去强烈的精神气质，在张勇的作品中还存在着一种沉重感和沧桑感，这种感觉显然是与不断现代化的社会以及大众文化、拜金主义、娱乐精神趋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创造了一块空间让人们来追想充满理想主义的年华。当然，张勇的作品并不是一味地对于社会经验作出非理性的分析，但他的确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境遇，不难看出在张勇的潜意识中，他追求着一种脱世的精神状态来面对嘈杂的世界，始终对于城市充满着逃避。
　　张勇的纯情意识使他无法达到超然和洒脱，而是在一种崇高的使命下去不断的强化自身的人格力度，将原本已经被拆解的纯情力量重新创造出来，并在理性的、冷漠的、焦灼的时代里继续带给人一种幸福感。我无意将张勇的困惑解读清楚，当观者面对其作品意态时产生的碰撞将是最为权威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