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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全球化时代美学与艺术的思考
信息来源:中外美术网 文章作者:网站编辑 发布时间:2010-09-01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频繁而深入的交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截然不同:既有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也有可能导致文化欣赏。对于究竟会出现何种结果,我这里不想去做预言。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会激发我们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新思考。本文着重梳理当前有关美学与艺术方面的思考。

  一、美的普遍性

  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交往,首先会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特征?如果存在某种或者某些共同特征,是否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适合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今天思想界的焦点。比如,在宗教和伦理领域,思想家们在探寻人类共同遵守的最低纲领,在寻找伦理生活的底线。有人将“己欲立而立人”视为伦理生活中的金律,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中生活的人们都遵守这条金律。尽管有关伦理生活的最低纲领,不同宗教生活团体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寻找共同的最低纲领,是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即使在共同的最低纲领上最终并没有达成共识,也不能因此就怀疑这种思想探寻的意义,因为它至少会加深不同宗教生活团体的自我认识。为了将问题集中在美学和艺术领域,我这里略去有关背景和相关领域的讨论。事实上,我认为有关美学和艺术的讨论,可以为其他相关领域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启示,因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中,最容易在美的判断上形成共识。换句话说,审美共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伦理生活的最低纲领。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现象,但它并非难以理解。

  我们之所以说审美共识有些出人意料,原因在于人们在美的判断上向来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谈到趣味无争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些谚语表明,人们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是完全自由的,没有确定的准则可以依循。即使有了确定标准,人们也不会拿它们当真,因为对标准的违背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其他领域中,违背标准,就有可能受到公众的谴责,甚至遭到法律的惩罚。由于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既没有抽象的标准,即使有所谓的标准也不会因违背标准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就可以充分展示个人的偏爱。所谓审美共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然而,正是这种宽松性,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判断上容易达成共识。这是一种建立在无共识基础上的共识。这一点至关重要,且容易遭到忽视。我们不妨做些进一步的解释。

  当我们说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没有共识的时候,这种说法只是适合于某种文化共同体范围内部。在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范围内部,在美的判断问题上受到的制约最小。用康德的术语来说,美是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尽管康德美学遭到后现代美学家的批判,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依然有效。正因为美具有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特征,它所受到的限制最小;正因为它所受到的限制最小,在有关美的判断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共识往往是限制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因在于它们的限制不同,依据限制而形成的内部共识不同。文化多样性,实际上是限制的多样性,内部共识的多样性。限制程度越大,内部共识越强,体现出来的文化风格或差异就越明显,不同文化之间要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换句话说,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强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难形成共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反过来说,在同一文化内容共识越弱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容易形成共识?当前国际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种判断。无论在美学研究还是艺术创作领域,人们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最容易达成共识。

  1994-1997年,科马(V. Komar)和梅拉米德(A. Melamid)实施了一个名为“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的系列绘画项目。他们雇佣民调机构来调查人们对艺术的偏好,范围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十多个国家。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在美的评判上具有惊人的普遍性:最受欢迎的颜色是蓝色,其次是绿色;具象绘画比抽象绘画更受欢迎;最受欢迎的画面构成要素有水、树木和其他植物、人物(尤其喜欢妇女和小孩,同时也喜欢英雄人物)、动物(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包括野生的和驯化的在内)。从科马和梅拉米德以民意测验数据做指导画出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喜欢的风景画似乎出自一个原型,即东非那种散落树木的草原景观。{nextpage}

  科马和梅拉米德得出的结论,与环境美学和进化论美学得出的结论完全吻合。一些环境美学家以民意测验的形式调查人们对于景观的审美偏好,结果发现草原景观是全世界人民最喜欢的景观。

  现在,让我们暂时撇开各种理论,回到人们的日常经验。那些在不同文化圈中生活过的人们会发现,事实上人们在自然风景、人(ti)、艺术等方面的审美判断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就自然来说,都喜欢草原景观;就人体来说,都喜欢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皮肤光洁、头发浓密而有光泽;就艺术来说,都喜欢具有惊人之美的作品,如泰姬陵、蒙娜丽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等。

  全球化时代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在不同文化圈中生活的机会,人们切身的跨文化生活经验验证了美的普遍性。这已经成了一个毋庸争议的事实。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既相信艺术家的观察和学者的研究,更相信自己的经验。当然,我们也允许有人怀疑这个事实。但是,对于当前的情形来说,至关紧要的不是去怀疑这个事实,而是去解释这个事实。

  二、超文化美学的思考

  美学领域中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分支,那就是比较美学(comparative aesthetics)。相对于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和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 studies)来说,比较美学显得很不起眼。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比较美学变得兴旺起来。不过,这时的比较美学已经发展为超文化美学(transcultural aesthetics,又译为跨文化美学)。一般说来,超文化宗教学、超文化语言学、超文化文学是难以设想的,因为宗教、语言以及受语言限制的文学受到文化的束缚根深蒂固。之所以出现超文化美学,因为在美的问题上受到的文化束缚相对较小,形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进一步说,审美共识可以为语言、文学、道德、宗教等其他领域中的共识提供基础。

  在解释审美共识的时候,超文化美学家喜欢从进化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认识论等方面来寻求理论支持。在一些超文化美学家看来,人类的审美共识具有遗传学上的基础。人类对美的偏爱在二百万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时期就已经形成,有关信息保存在人类遗传基因之中。人类之所以偏爱东非草原景观,原因在于人类最初是在东非大草原上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的,人类对美的偏爱受到当时生存环境的影响。

  除了这种依据进化论的解释之外,还有依据民意测验的解释。上面提到的科马和梅拉米德的系列绘画项目“人民的选择”,就是建立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此外,这种民意测验方式还被广泛运用于有关景观的审美价值的评定之中。比如,一些景观设计师将景观拍成照片,让公众根据照片给景观评分,最后通过统计得到不同景观类型的审美价值的平均值。得分高的景观审美价值高,得分低的景观审美价值低。

  进化论与民意测验,是从质和量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解释审美共识。进化论的解释,旨在从质上寻找审美共识的根源;民意测验的解释,旨在从量上寻找审美共识的证据。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就能够给审美共识以充分的解释。总之,超文化美学对美的普遍性的认可以及对审美共识的根源的科学探讨,对于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美学研究的对象更明确了。如果美具有普遍性的话,暂且不论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为何,至少可以将美学学科安心地确立在对美的研究上。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美就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只是在18世纪现代美学确立的时候,由于对美的普遍性产生了怀疑,美学家们才避免将美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而选取像趣味、想象、感性认识、审美经验等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美学研究可以变得相对更客观。如果美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美学研究就可以对美的现象进行分类研究,而暂且撇开对这种现象的评价问题。以往的美学研究,容易将分类与评价混在一起,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按照以往美学的一般看法,美通常被认为是好的、令人愉悦的、值得肯定的,这样就容易反过来将人们认为是好的、令人愉悦的、值得肯定的东西视为美的,从而影响到对美的现象的客观研究,而且限制了美学研究的范围。比如,在近来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中,就凸现了将分类与价值混淆起来的美学的缺陷。一些人不赞同日常生活审美化,就主张美学不应该研究它。但是,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一种美的现象,而不包含我们对它的评价,对它进行研究就无可厚非。让我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艺术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好东西。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局限艺术研究的范围,将那些有可能不太好而本身是艺术的东西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我们首先应该在分类意义上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然后再在艺术的范围之内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依据我们的价值判断去做艺术的分类,因为这样就无法避免研究中的主观因素。

  再次,当美学摆脱了因为价值判断而导致的局限时,它就可以将研究范围开放到广大的生活领域,比如,研究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成为审美经济学,研究美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可以成为审美政治学。这里的研究只是分析,价值判断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既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

  最后,具有普遍性的美,可以为建立适合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提供基础。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取代了意识形态冲突,不同的文化并没有因为交往的便利而走向融合,相反为了维持文化身份而不断强化各自的独特性。如果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人类共享的新文化。只有这种弱化文化背景的新文化,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美学研究,可以在促进这种新文化建设上做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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