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表，策展人 ，艺术评论家。

          一

　　画家总是以自己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地位。他们多以极其个性化的眼光来审视自身和世界，在这审视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文化精神的基因，以个性力量寻求突破、超越和转换，从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和图式，创作出凸显自己理想情怀和审美情致的作品，让人们感受到从画面上涌现出的精神力量。置身于当今多元杂陈的图像时代，人们也总期望通过画家的作品本身，去梳理并感受他们的创作心态、感觉和精神等的意绪，进而复原出画家的理想与追求，观念与价值。在陈逸鸣的油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的理想和追求，也清晰地感受到作品的观念和价值。
 

　　陈逸鸣最早进入人们视线的作品，是他在1974年创作的油画《新的起点》，其时他才23岁，作为知识青年的一员，还在上海郊区崇明岛东风农场务农。画面上这位手拿扁担、待命出征的英气勃发的小伙子，是当年怀抱革命理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十分典型的艺术形象。尽管这幅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革”的时代印记，但陈逸鸣以一种青年人的真诚和热情投入创作，努力在作品中表达出他内心涌动的理想主义情怀。作品完成后，即参加了当年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上海知识青年美术作品展”，使人们第一次认识了这个青年画家。不久，陈逸鸣有幸上调，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油画系。1979年，他又创作了油画《憧憬》，画面上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手里拿着一架模型飞机，仰起头看着眼前一幅祖国“四个现代化”美好远景的壁画。虽然我们见到的只是小男孩的背影，但却分明能感觉到他正瞪大充满稚气的双眼，出神地向往着美好的未来。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新时期”的宏伟目标满怀激情，作品完成后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起人们的关注。陈逸鸣迁思妙想，在这幅作品中以一个小男孩的天真烂漫的形象，传达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表现出他不同凡响的艺术感觉和想象力。作品的形式语言既没有刚过去不久的“文革”美术“红光亮”的痕迹，也有意识与俄罗斯画派的银灰色调和块面笔触拉开距离，而是努力将扎实的写实技巧与纯净唯美的风格相结合，显现出他良好的艺术潜质和发展走向。
 

　　真正使陈逸鸣崭露头角，一鸣惊人，获得令人瞩目成功的，是他1981年踏出国门赴美留学后，在1986年回国到福建沿海采风，创作完成的“惠安女”系列油画作品，并且也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女性题材的创作历程。就题材而言，这是他对心中难以化解的“大海情结”的一种主观解读，可以看作是对他白浪滔天、海天一色的浙江镇海故乡的怀念，抑或也是表达他对滨临大海、伴着涛声而居的6年农场青春岁月的回忆，只是他选择了更富视觉特征、更具审美意义的惠安女。他的“惠安女”系列，无论是《蓝色晨曦》、《倒影》，还是《童年身影》、《退潮的港湾》，在他笔下的那些有着大海一样开朗宽阔性格的渔家女，既没有黯然销魂的忧伤，也没有自作多情的缠绵，而是充满了清新明朗的情致，活脱一个个纯朴秀美的少女。陈逸鸣以他的视觉主体观察视觉对象，将内心世界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作为视觉的焦点，呈现出一种在以前很长时间的作品中少有的真实性。画面中的渔家女，淡化了人们所熟知的宏大叙事和文学性，她们都似乎在试图向人们诉说些什么，但却并没有情节上的任何暗示，成为了一种极其抒情的“有意味的形式”。

　　通过“惠安女”系列作品的创作，陈逸鸣以其独特的视角在表现渔家女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探索了在题材和形式这两个方面来建立个人的话语方式。“惠安女”系列作品画面给人一种开阔漂移的流动感，这种流动感，既与大海的性格相契合，又渲染了惠安女爽朗活泼的心态。他以明亮得近乎透明的色彩，挥洒自如的笔触，成为表现渔家女在大海边生活最为贴切的形式语言，题材与形式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互补的审美关联。
 

　　在人们谈及陈逸鸣时，总会很自然地将他与其胞兄陈逸飞相提并论。亲情的血缘使他们在艺术气质和审美情趣上有着天然的相似，陈逸飞很早就显露出来的艺术天赋和在油画艺术上丰富的创作实践肯定对其弟有着耳濡目染的熏陶，显然也会直接影响和促使陈逸鸣走上艺术之路。然而应该说，这只是陈逸鸣在整个漫长创作历程中的原点。而当他们兄弟俩在各自的艺术探索的过程中都走向成熟时，因个性气质和风格取向的差异，在作品形态和形式语言上便理所当然地呈现出各自的风貌。作为兄长，陈逸飞在油画艺术上之于陈逸鸣，更多的是一种参照和借鉴，而不是样板和模式，更不是遮蔽和覆盖。在1990年代中期，陈逸鸣开始了他“海上淑女”题材的创作，尽管此时其兄陈逸飞的“海上风情”系列作品已创作在先，但两人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而各得其趣，相得益彰。陈逸飞早期的《浔阳遗韵》、《玉堂春暖》，在他唯美主义的审美追求中，融入了某种文化批判的意味——那些民国时代的闺楼女子，在华美浓妆之下总是愁绪满怀，萦绕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在其后的“海上旧梦”系列中，《多梦时节》、《真爱》等作品则在油画语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创新，而作品更被赋予了对“十里洋场”旧上海生活本质的揭示。与此不同的是，陈逸鸣所表现的是他对于上海“黄金十年”的追忆，而并非是对那个时代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十分纯粹的感情，他把所有的芜杂的东西都过滤掉了，而只把美好的一面留了下来，这同样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他所画的就是他本身对于历史的感觉和理解。在形式语言上陈逸飞画面的色彩对比较为强烈，色彩构成在婉约中透出深沉，在人物安排上更着意于组织情节。而陈逸鸣笔下的海上淑女，例如《带花的旗袍》、《午茶》、《动情的金秋》中含情脉脉的清纯少女，或者《流逝的岁月》、《海棠依旧》、《长廊闻燕》中娴静温婉的红粉佳人，形象纯洁唯美，姿态从容婉约，画面构图简洁单纯，在用色上非常节制。画面上几乎找不到大冷或大暖的颜色，而只有清雅、素淡的中间色调，从而使作品从整体上产生十分纯粹的柔润含蓄的抒情效果。“海上淑女”与“海上风情”题材相似，而风貌各异，正如西谚所说：“只要你稍微转换一个视角，世界就会呈现一个全新的模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海派文化”本身就为画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的多种可能性。
 

　　从陈逸鸣的“海上淑女”系列，可以强烈感受到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气息。他在作品中刻意突出人物的物质化世相，传递出一种具有海派文化特征的精神身份，与她们的都市生存状态相吻合，将都市生存的体验和生命意识提升为她们共同的自身语境，从而在画面上凝固了富有隐喻和符号意味的关涉海派文化的视觉投影，而这些正是上海都市状态和精神走向的最真实、最鲜活的写照。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说：“如果要使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作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就必须使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陈逸鸣找到了这样的逻辑形式，这就是他的具有视觉渗透力和生命张力的“海上淑女”的人物图式。

　　近年来，陈逸鸣还创作了一系列冠以《婀娜》、《托腮的女人体》、《倒悬的女人体》等标题的女人体作品。风格从原先色彩柔和、体态静谧转向色彩沉着、动势明显，绘画语言更为简洁，表现手法更为朴实。他笔下的女人体，单纯到了极致，他试图将她们作为一种寓意和象征预示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同时也将它们作为虚拟的自然和人生，而本质则在于精神的伸张和创造。陈逸鸣的这个人体作品，空间和体积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一切都转化为空间，每一个形体、每一块色彩、每一寸肌理都是空间。罗丹在他的《艺术论》中有一句名言：“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探索空间的。”这种对空间的营造和把握，或许是最能体现陈逸鸣写实油画的特质。尽管训练视觉对光、色、线的观察和对形体感、空间感的培养是学院派的基本功，陈逸鸣自然也对人体解剖、几何透视和光影规律娴熟于心，但他并没有机械地、概念化地照搬这些手段，而更是从鲜活的生命本体、从一种原生的体验出发，想象着他的每一笔都是用手在缓缓地、纤毫不遗地抚摸着对象，感受着对象体内的肌肉的弹性、骨骼的压力和血脉的贲张。他灵活而生动地运用光影的转折、透视的伸缩，让体积在空间中转动，空间环绕着体积展开，使人体具有纵深的厚度，体积与空间浑然一体。使作品通过对于空间的强化和体积的纯化赋予有血有肉的人体，生动地表现出一种饱满而鲜活的生命的存在。

　　循着陈逸鸣的创作轨迹——从飘逸健美的惠安女，到柔情万种的海上淑女，再到纯粹超脱的女人体，表现的题材和内容有所不同，但作品所呈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则是一以贯之的，其间有着十分合理的内在逻辑依据。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所要表叙的，都是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和超越世俗现实的思考，而他的一系列作品不过是一种依托和载体。只是这种依托和载体对于陈逸鸣来说则是他不断寻觅的结果。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艺术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寻觅，寻觅与自己的气质和情感相契合的题材和语言。这是他沉潜于心的文化蕴藉和本真性情所使然，并且经过生活的历练和体验，自然而然显示出来的审美选择。陈逸鸣以其敏锐的艺术触觉，寻觅并捕捉到了与自己的气质和情感高度一致的题材和语言，这也使得他能在创作中，对于他所要表述的生命关注和现实思考，才能显得那样得心应手、驾驭自如，使作品成为他的某种生命的存在。

　　二
 

　　陈逸鸣的油画作品，给人的最初直觉，无疑是他学院派严谨扎实的深厚的写实功底，精致娴熟的画室技术，完备准确的造型能力，敏锐入微的色彩感，以及富有文化涵养的审美情致。他的绘画技巧和功力总是令人折服，他的作品所产生的视觉效果，也常常有力地撼动着观者的心灵。但是，仅仅从“写实”的意义上对他的油画作品加以界定是不够的。就其写实油画语言的本质而言，既非是超写实的再现性，也不是激情飞溅的表现性，更不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观念性，而是真正意义上纯粹的“绘画性”，具有一种清晰纯净、剔去各种杂质的精神品格。绘画首先是以技术的形态存在的产物。在相当程度上，绘画是为了观看而并非为了它自己而存在的。但绘画又是精神的表象，绘画必须要深入到最生动的细节之中，使它成为一种内心化、精神化的东西。我们从对绘画的欣赏中体验到的乐趣，并非仅仅是它所表现的形式，而是来自绘画对表象的征服。最深刻的东西恰恰是从表面发掘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绘画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应该表现出一种简单的表象;就是说主题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面对表象的艺术创造才是首要的主体。”可见面对一幅作品，重要的并不是“画什么”，而在于“怎么画”。对陈逸鸣的油画作品，也应作如是观。他的油画作品始终保持着他似乎与生俱来的细腻、敏锐的感知能力。他的“绘画性”不仅表现在精湛结实的写实功底，更体现在将这种写实技巧转化为自由坦诚的质感、纯净凝练的精神性和纯粹充沛的情感力量。陈逸鸣将绘画的诸多基本元素加以调动和整合，赋予了一种本质的、整体性的和谐，使形式语言完全服从于他的精神理想，被纳入富有其个性特质的极其和谐的审美形态。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经得起人们的凝视，并且通过视觉传达到内心，与人们的生命体验引起共鸣，从而产生出令人感动的精神力量。
 

　　绘画语言过程和审美观念过程是一个同质过程。既没有无绘画语言的审美观念，也没有无审美观念的绘画语言。陈逸鸣的个人气质和审美取向自然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不论是早期的蓝色调的“惠安女”系列，还是后来的“海上淑女”系列，作品中的色彩、线条、笔触、光影、明暗，以至于形式、构成，都是与他的个性和感情息息相关的。他所运用的形式语言，既是造型手段，也是他的感情符号和个性标志。陈逸鸣作品中的人物和自然物像，并不是忠实于客观再现，而是他心中的印象，是他用人物的表情和身躯姿态传达自己的情感。他的绘画个性和内心情感，是在追求一种优雅恬静、浪漫唯美、闲适悠然、温润婉约的风韵，充满着一种浪漫而又朦胧的诗意。这也正是海派文化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这种风韵和诗意，也只有真正的上海画家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环顾当今中国油画的创作状态，写实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风格样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实油画不同的是，当代写实油画更多的从西方的写实油画和现代主义绘画中寻找滋养，具有更加强烈的追求个性自由的内涵，将艺术的创造成为人格的张扬，并且努力把个性化的形式语言提升到精神生活的领域。时至今日，在中国油画家的心目中，如何真实再现社会现象和事件似乎已不重要，他们所追求的是如何超越现实的表象，洞悉本质真实的世界。他们所要表达的并非是传统观念上的现实，而是在画面上强调对现实的“阐释”。陈逸鸣的油画风格，在早期更多的是受到印象派德加、莫奈、卡萨特等人的影响，以后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19世纪中期欧洲兴起的唯美主义与“拉斐尔前派”的艺术流派，在作品中表现出如罗塞蒂、莱顿、米莱斯等人那种精湛到极致的写实功力、绚丽夺目的色彩和光感，以及细腻真实的表现力。在人文理想和审美取向上，又接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表现出一种以唯美回归自然、不断深入人性、重返理想主义的艺术实践。而其中，陈逸鸣更是对绘画的“真实性”有着一种特殊的虔诚。他关注并重视的，是在自己的近距离接触中对于对象的真切感受。他用眼睛去直观事物，用身心去触摸自然，用头脑去感受对象，从而将创作当作是一种体察生命的表现方式，而绝不背离现实的各种具体品格和物质特征。他有意识地摈弃了写实油画的叙事模式，疏离了激烈直白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投入姿态，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对艺术本体的回归。尽管在作品中他总是对形象做出准确精到的勾勒，对细节和局部做出细致的刻画，但他更关注的是对整体印象的“真实性”的把握和与日常生活的对接。他通过自己选择的存在方式来呈现他心中的真实，从而使作品成为达到对于内心真实体验下的“真实”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陈逸鸣又创作了题为《梦》的混合材料纸上系列风景画。这些作品与他的写实风格拉开了距离，有意识地注入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审美元素，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写意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这些作品的构图依然那样坚实和谐，色度依然那样丰富饱满，但轮廓已不再分明，色彩变得扑朔迷离，笔意显得朦胧虚幻，笔触长短不一、疏密有致，充溢着轻灵酣畅的感觉，让人感觉到他下笔有着一种挥洒自如的“飞动性”。画面表现的是陈逸鸣娴熟于心的宁静滋润的江南水乡，他以敏锐的直觉，率意捕捉到一个又一个瞬间即逝的景象，用他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的“意象”，编织出一个个绚烂奇幻的梦境，弥散出春雨潇潇、烟霭空蒙的江南水乡的气息和情调，传递出江南文化的气质和韵致。陈逸鸣之所以在这些表现江南水乡的风景画中出现这样的变化，或许是因为江南地区的人文环境、审美情趣、修养气息，为写意性的“意象油画”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使陈逸鸣这样的江南地区的油画家比较容易进入“意象”的审美情境。或许是陈逸鸣自己无意成为一个风格画家，不愿为已有的风格样式所束缚，这才有了这组写意风格的风景画。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推测陈逸鸣今后的绘画风格是否会向“意象”转换，但通过他的“梦”系列风景画作品，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艺术底蕴和文化学养，已经为他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提供了足够多的选择的可能性。
 

　　三

　　陈逸鸣，是作为一个“海派油画”的传承者和开拓者的重要代表画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油画谱系中的。“海派”者，“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之谓也。上海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融合的中心和西方各种艺术思潮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通道。油画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和外来艺术样式，它的源头在西方，而上海则是中国油画的“摇篮”和“发端地”。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就已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海派油画，并成为中国油画的中心，与在上海开埠之际形成的中国画的“海上画派”成犄角之势，并行不悖地发展。当年之所以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洋画运动”，正是因为这里有它滋生繁衍的土壤和气候，更有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和宽广襟怀、将艺术视为终生追求目标的艺术家。从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樑、关良、吴大羽、俞云阶，以及近几十年来许多各具风格的海派油画家，一直到陈逸鸣，时序递进，薪火相传，海派油画承续循序渐进，发展脉络清晰。陈逸鸣以其纯正的“海派文化”品格的油画创作和艺术实践，实至名归地成为当代海派油画的代表画家之一。
 

　　上海，是陈逸鸣出生和长期生活的地方，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置身在历经久远的年代发展起来的上海人文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具有海派文化特质的油画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汹涌澎湃的气势，却蕴涵着淡雅柔美、温馨灵巧和从容舒徐的无穷意味。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平和恬淡、闲适悠然的风土人情和生态意象，与江南文化相互映照。也是在海派文化对陈逸鸣无处不在的熏染陶冶下，使他得以将上海这座城市所特有的历史氛围和生活气息拉回到现实，将传统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融为一体，使作品成为海派文化背后令人感动的姿态、表情和乡音。从这个意义而言，是上海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是上海造就了他的油画艺术。
 

　　陈逸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唯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审美旨趣，从某种意义来说，与上海这座多元开放的国际化城市的文化性格是正相契合的。当我们面对陈逸鸣的油画作品，在充分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也一定会被调动起一种对于“海派文化”的直接审美的愉悦，引起强烈的地域性和本土化的情感共鸣。而在这其中，除了形象的视觉特征，色彩承载起了他对上海都市生活那份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成为表达他对海派文化审美意蕴的符号性的特征语汇，由此积累和形成了他的表现海派文化人文内涵的极具个性化又与江南审美意蕴相冥合的色彩。他喜爱柔和的光线效果，并且注重运用介于高光与深暗之间的中间色调，努力着意在这中间色调中变换出丰富的层次。他常采用细致圆润的笔触，涂敷出明快丰润的色彩，在光影烘托下使整个画面产生一种江南特有的美感。他擅长将线条隐藏在背后，使轮廓显得柔和，阴影变得模糊，画面呈现出一种愉悦惬意的情调，从中感受到一股纯正的“海味”。

　　作为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海派油画家，陈逸鸣在高度物质化的都市中凝视和沉思，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一份幽婉的诗情，并且努力在这个消费性的商品世界里构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精神空间。这在他的“海上淑女”系列作品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和淋漓尽致。在这些作品中，尽管是一些看似平常的都市人物，但却通过他的提炼和重组，抽离了原有形象的固有意义，在更为深邃的文化层面上，完成了对传统观念和审美价值的当代阐释，与此同时又依然保持和洋溢着浓浓的海派文化的气息和色彩。这种气息和色彩我们曾多少次地在刘海粟、颜文樑、关良、周碧初的作品中感受过，感到那样的熟识和亲切，而这也正是海派油画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的本质特征。
 

　　就城市本身而言，如今的上海已逐渐淡化甚至丧失了海派文化所赐予的各种气息和色彩，都市里的人以近似类同的生活方式出现和消失，整个城市仿佛就在一种失忆症中存在着。如今陈逸鸣以他的文化积累和生活体验，顽强地从失忆的城市中突围而出，用他的画笔努力恢复海派文化曾经辉煌的记忆，唤醒了人们对于都市亲切温馨的怀旧意绪，对急剧变化中物质时代的当下状态作出新的判断和认知，重新进入海派文化自由无羁的原生状态。而在这过程中，又实现了陈逸鸣自身对于海派文化的“价值皈依”，他的作品也因此确立了在海派油画中的地位。
 

　　多年来，陈逸鸣一直处于往返上海和纽约之间的所谓“往返式”的创作状态，使他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定向。而他在1990年与美国著名的哈默画廊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后，更有助于他不断从西方吸取养料和信息，并为他的“海派油画”的艺术实践服务。所谓“海派油画”的精神实质，就是以“拿来主义”的姿态，接纳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八面来风，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与传统深厚的江南文化相融合，形成多元并举而又个性鲜明的艺术形态。陈逸鸣赴美国学习深造和不断在上海、纽约之间往返的经历，无疑使他具备了更开阔的视野，能在海派油画“中西调和”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也使他懂得横亘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小的全球化的艺术语境中，坚持地域性和本土化的创作心态是多么重要。他深知一个优秀的画家必须要以沉潜入定的创作心态，去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境况，坚定不移地拒绝所谓“后殖民主义”话语方式下的立场转换，并以自己作品的存在方式去追求和验证艺术的真实价值，成为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寻梦的理想主义者。前突至当代艺术语境下，陈逸鸣所面对的，是新的时代精神高度，这就需要他融入当代审美情境，重新整合出当代“海派油画”的新形态。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陈逸鸣以自己从不懈怠的努力，不仅在油画形式语言和个性风格上不断开拓，在形式构架上追求创新，而且更在作品中以当代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精神支点，用当代精神来营构属于自己的语言和图式，从而实现对“海派油画”精神的当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