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杨利伟飞天回来，从太空舱里爬出来令人愕然——那一身藏蓝色的土布色彩的工装，令人怀疑是一个车间的保全工刚从车床下探出头；

为什么我们的新型战斗机看起来永远像一个50年代的玩具；

为什么埃及开罗的机场说是中国包工的我们就释然了，不再疑惑；

为什么中国的作家与人文学者的鉴赏水准永远是“看图识字”;

为什么在欧洲的市场上说道“低廉货”就会与“中国大陆”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中国的记者对于艺术报道永远停留在“价位”、与“道德”的层面;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只是停留在功能层面进行讨论;

…… ……

2002年2月2日，我应邀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表演“张强踪迹学报告”之“行为书写”的第二场。

表演过后已是中午时分，伦敦大学的W先生，向我引见了来自国内某重要研究机构的两位学者。其中一位对于中国书画颇有些草根式的兴趣，他拿着前一天《独立报》刊发我表演图片的报纸，见到我激动不已，说我太不简单了，居然把一位金发美女涂的脏呼呼的，她还在那里傻笑呢。而且把他看表演时即兴写的一首诗读给我听，大致什么“来自东方神秘客，污墨泼向西洋女”。

开始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当作热闹来听，而愈到后来愈觉得味道不对了，我就向他们询问：你们觉得这个作品的意义在哪里！？

……糊弄洋鬼子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呀？！哈哈。

看到我困惑的表情，W悄悄对我说道：这两位可是以后院士级的人物噢，他们凭借着在自己领域中的重大发现，被国家派出来镀金的。

我于是向他们问到，认为最好的艺术是什么呢！？

“齐白石，徐悲鸿呀！”

你们喜欢的西方现代艺术家有哪些？！

“凡高的向日葵还可以，毕卡索就是骗人的喽！”

言及于此，不觉惕然心惊，让我意识到这样一个连锁的严重问题。中国大学的排行是由某些院士票选的，如果这些人成为院士，美术院校的排行的标准又会自然地被修正。而如果这些人成为市长，那么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就将决定在他们狭窄的趣味之中。

回想一下在英国看到的情况，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全民视觉素养的教育，是被贯彻在日常被制度化了的行为之中。

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看到的是许多小学生在非周末时段地出入、参观。

而在现代泰特美术馆看到的则是许多中学生模样的人，由老师带领着在临摹毕卡索的油画和博伊斯的矿石。

通常的每周总有几个晚上，各个博物馆要举办定期的讲座，而吸引一批来自社会各界有兴趣的人，甚至剑桥大学的一些学生，也会乘电力快车赶来听讲。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国内的许多现代艺术展现场合，为什么当一些中国的观众因为不懂而漫骂和诅咒的时候，在场的西方人往往会保持平静地观察态度，其实是现代视觉经验已经沉淀在他所接受的教育血液之中。

忽略掉人类20世纪整整100年的现代视觉经验的积累，也许并不那么可怕。可怕是20世纪的整体科技、哲学、人文所已经遭受到的现代视觉智慧的浸润的这样一个事实已经形成，更不要说那些更为紧邻的学科——建筑、服装、设计、工业造型与现代艺术的血缘关系。

中国的科技、人文就是在这样现代视觉素养残缺的背景下，缔造了缺乏先天原创性品质的东西。

因为技术链条是可以弥补的，而现代视觉素养注定要从大学之前完成的，所以，它的弥补也就几乎成为不可能的。

低劣的视觉语境，必将造就低劣而残缺的视觉判断力。

……周而复始，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