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21世纪的前10年过去了。

2003年

为了躲避回京高峰，初六左右就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就收到师妹代亭从湖南发来的短消息，说是广州出现了一种怪病，很难治愈。让我快去药店购买“板蓝根”，以备用。我迅速把消息转发给了家人和熟悉的师友。很多人当笑话听。自己也觉得尴尬。为了随之而来的“两会”，媒体专门辟谣。徘徊在心头的阴霾也就消散了，以为只是一个恶作剧。但小道消息一直连续不断。我也没有在意。

随后准备论文开题，再加上长征的工作，越来越忙。

3月下旬，随易老师去长沙，同行的还有两个师妹以及一个朋友。去了岳麓山、橘子洲头。橘子洲头的芦苇荡以及水退去的沙滩，还有偶然被惊飞起的水鸟，现在依然历历在目。坐在船头上，感觉自己的心性有所变化。如果说以前一直向前奋斗，我现在突然想到了奋斗的基点是什么？这个奋斗与我的方向以及世俗成功，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另外，我在船头意识到一份担当和“前无人”的处境。

4月初回到北京，风声已经开始紧张。易老师笑到：我们把Sars（非典）从南方带回北京了。玩笑归玩笑，杀毒药水的气味在美院、家里都弥漫着。让人越来越紧张。慢慢停课提上了日程。此时已经是四月中旬。电视上已经专门报道防治非典的严峻局势。北京无疑是重灾区。

家人的电话纷至沓来。作为家乡的山东严控的非常厉害。经常爆出其实是事实的“笑话”：一个人骑着三轮从北京到山东老家，累死；进入山东的北京车被在门上贴上封条，严禁在境内下车。

在忙乱和惊恐中，哥哥大约在4月20日前开车从聊城到了北京。哥哥中午到的，我当时刚收到妈妈邮寄给我的中草药，正和易老师以及他的同事在潭州酒楼吃午饭（在用公筷夹菜）。把草药给了易老师，说大家保重身体，就电话给妻子，坐上车，踏上了回聊城的路程。到了聊城没几天，就晓得中央美院已经封闭，严禁出入。到聊城住在哥哥家，这时候才知道，哥哥是顶着被撤职的危险到的北京。在聊城的两个月，哥哥从来不提这事，只是笑笑。因为哥哥人缘好，这事没起波澜，尽管邻居都知道我是北京来的。

在聊城的两个月，基本上是休假，聊城基本上没有患病者。天天跑着去妈妈那里吃饭，胖了一些。从电视看北京的情况，确是愈来愈演严重。电话给师友，但反应都还好，易老师更是难得轻松，还调侃我草药中加了生活用品。

6月20号，回到了北京。中央美院还没有开禁。过了几天才能进校园，有种别后重逢的感觉。

这年的硕士论文答辩简化。

暑假在北京做了一单设计工作，没日没夜的忙了一个月，挣了一笔钱。正好球友李老师说小区内有套房子要出手，于是把青岛的房子卖了，在南湖西里买了一套50平米的两居，算是定居了。

转过暑假，已经是第三学年了。论文压力以及找工作的压力突然大了起来。9月份左右，辞掉了在长征的兼职，开始专心写论文。这两年中，我对在中国做西方艺术理论研究的价值产生怀疑。翻译介绍工作并不适合我，我始终想触及的还是中国的现实。

论文还是要的做，选题是罗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