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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文史春秋》2006年04期 作者：吴继金 原题为：油画《开国大典》4次被迫修改的内幕
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大加称赞的油画《开国大典》，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它是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它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
《开国大典》这幅凝结了人民热爱新中国情感的具有纪念碑式意义的精品画作，其命运却异常坎坷。它与共和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在一次次的运动中，它数次被迫修改，其作者董希文也因种种政治原因而饱受磨难。
多次修改
作为一幅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主题的政治绘画作品，人们欣赏《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新世纪。它不仅鼓舞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震撼着世界人民的心坎，为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东方而同心欢庆。但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画中人物的命运就决定了此画的命运，同时又牵涉到画家的命运。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开国大典》这幅画被迫数次修改，这在绘画史上是少见的。其作者董希文因这幅作品而声名鹊起、名扬全国，也因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政治磨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才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此后又被开除出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因为高岗站在前排最边上，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很遗憾，等到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亲自在《开国大典》上恢复刘少奇的形象了。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重画此画，而此时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这时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刘少奇的平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开国大典》历经风风雨雨的磨难，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时期被扭曲的艺术和政治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