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美术史研究中，“哥特式”曾是一个带有强烈地缘性色彩的术语，因为现代国家边界与中世纪的政治实体并不完全吻合，给研究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各国学者出于爱国主义，都将哥特式风格视为本民族的创造。追溯“哥特式”观念从最初的出现直到现代美术史学的变化，可以看出地缘文化和种族观念是如何曲折地反映在美术史研究中，甚至左右着学术发展的。

　　“哥特式”概念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其使用是随意的，意指是含混的。我们都知道哥特人是北方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在其首领阿拉里克的率领下于公元410年洗劫了罗马。这使得“哥特人”日后变成了一个符号，意指那些“野蛮人”，是他们毁灭了灿烂的罗马文明。其实，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北方蛮族的入侵，也不在于基督教的兴起，而在于帝国内部的危机，而且罗马文明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仍在各地延续了两三百年，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但有趣的是，哥特人却要为日后一千年中欧洲建筑的“衰落”负责。

　　当哥特式建筑在北方发展起来并进入繁荣期时，中世纪的工匠们并不知道有什么“哥特式”，他们认为自己在从事着一种“新建筑”的建造。在13世纪晚期，德国编年史家霍尔(Burckhard von Hall)曾记载了一位教堂，说它是按照“法兰西的样式”(more francigeno)建造的，这个术语点明了这种风格的来源，但并没有对它进行描述。彼得拉克于1333年到过科隆，他曾在文章中写到，他见到当地正在建造的一座教堂十分漂亮，这无疑是一座哥特式教堂。不过，彼得拉克是第一位倡导恢复古代文化的人，他认为古代的一切都高于当代，包括学术、文学艺术和建筑，更重要的是，他表明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坏东西都是“野蛮人”带来的。他的这种“蛮族理论”被后来人文主义者圈子所接受。马内蒂在他的布鲁内莱斯基的传记中写道，建筑在罗马帝国结束时衰落了，旺达尔人、哥特人、伦巴第人和匈奴人带来了一批毫无才能的建筑师。后来，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时期，建筑稍有进步，接着很快又陷入衰败，直到布鲁内莱斯基出现。建筑师菲拉雷特(Filarete)对建筑史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写道，“那些人该诅咒，他们引进了‘现代建筑’”。他所谓的“现代建筑”指的就是哥特式建筑，说明那时这种风格还没有名称。在阿尔伯蒂的笔下，“哥特的”一词具有“粗糙不堪的”含义。

　　后来渐渐地“哥特式”不再指一般意义上的野蛮民族，而是专指一些特定的民族，如菲拉雷特诅咒这种“现代建筑”的传播，并指明这些是“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建筑。1510年，在一个冒名拉斐尔的人所写的呈给教皇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条顿手法”(maniera tedescha)，同时该文还第一次提出了一种理论，即这种风格起源于北方森林，说由于德国人不会砍伐树木建造房屋，他们便将森林中的树枝扎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尖拱形式。这种关于哥特式风格诞生于德国森林的理论，后来以不同形式继续顽固地存在下去，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隐喻。瓦萨里继承了这一观念，他在《名人传》中用古典柱式与这种坏建筑了进行对比，他称这种建筑为“日耳曼建筑”，是哥特人发明的。在写到阿雷佐的市政厅时，他使用了“哥特手法”(maniera de’goti)这一术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16世纪时，人们并不清楚这种建筑风格起源于何处，“哥特式”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指一种坏建筑样式。

　　那时，北方的作家们也不知晓哥特式的真正来源，英法德三国的学者都朦胧地认为，它是本民族的产物。在法国，由于宫廷与意大利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哥特式建筑被放弃，只是一些哥特式的构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组合进文艺复兴建筑中。不过法国人并不认为这种风格诞生于德国，16世纪皇家建筑师洛尔姆(Philibert de L’Orme)便称这种风格为“法兰西式”(la mode Françoise)。在德国，桑德拉特在他于1675年出版的《德意志的美术学院》中说，哥特人通过发明了坏建筑“而招来了数不清的诅咒”，在他的心目中，哥特式的确是一种坏建筑，毕竟南方的和古典的样式是一种普遍的时尚，而处于长期分裂的德意志民族，在这一时期在艺术上是法国和意大利时尚的追随者。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歌德早年的时代。但在英国，并未受到像大陆国家那么大的文艺复兴建筑的影响，那里，从中世纪以来，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哥特式建筑的建造。

　　“哥特式”这一坏建筑的符号，到了18世纪中叶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将变成一个象征北方民族国家身份的符号，以此与南方的古典传统相对峙。早在1717年，英国就成立了古物研究者协会，致力于调查英国的早期哥特式建筑，编制详细的建筑编年表。其后，英国哥特式运动具有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色彩，人们试图通过哥特式来探究本民族中世纪的根源。后来在维多利亚时代，新建的国会大厦都要采用哥特式，意在将议会的传统追溯到中世纪。同时，哥特式又被赋予了“如画的”、“浪漫的”、“自然的”，以至“崇高的”的含义。

　　现在，人们因“哥特式”这一概念的贬义色彩而感到不舒服，试图为它取个更好听的名称。英国作家卡特(John Carter)以“古代建筑”替代“哥特式建筑”，作为他的著作《英国古代建筑》(1795-1814)的书名。此书的一大特点是所收入的109幅图版是按编年顺序排列的，为后来者做风格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卡特认为哥特式是英国古已有之的建筑，是英国人的创造。在法国，哥特式建筑历来被称作“法兰西建筑”，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在世纪之交撰写了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一文，收入《基督教天才论》(1802);后来作家雨果以巴黎圣母院为背景来构思他的小说，并将建筑比喻为人类历史的一本大书，他对哥特式建筑的迷恋，对当时年轻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推动了法国从19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哥特式复兴与修复运动。

　　在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在他的浪漫主义时期，出于爱国的热情，将“哥特式建筑”改称为“德意志建筑”。在“论德意志建筑”这篇激情四射的文章中，他赞美了本民族的建筑师天才埃尔温创造了这一伟大艺术。但有趣的是，他在此文和后来的文章中对哥特式立面的分析，使用的是古典理论的一些范畴，如比例、和谐以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等等。当歌德从意大利考察归来成了一位古典主义者之后，他超越了“古典主义”和“哥特式”的民族与风格界限，转变成一位具有深遂历史眼光的艺术史家，而他对地质、气候、植物和色彩的研究，促使他以博物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南方与北方建筑风格的成因，从而使他的艺术观念最终达到感性与理性、古典与浪漫相融合的境界。当施莱格尔和蒂克等新一代浪漫主义批评家试图以最为激越的方式，重新燃起歌德年轻时代那种对德国文化、对哥特式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德意志的、宗教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艺术，歌德却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在晚年更多地从文物保护和建筑史的角度来看待哥特式建筑。在19世纪上半叶，欣克尔等德国建筑师也将哥特式视为祖国的历史遗产，对之怀有浓厚的感情，这是由拿破仑战争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建筑审美观上的体现。那时，始建于13世纪、于16世纪停工的科隆主教堂，成了德国民族性的伟大象征，歌德后期曾专门访问过这座教堂，他认为它是所有同类建筑中最优秀的作品。在1842年，科隆主教堂举行了恢复建造的仪式。

　　在欧洲19世纪哥特式复兴运动中，“哥特式”概念中的贬义色彩被人们淡忘，各种“好听”的更名也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它依然叫“哥特式”。不过哥特式的起源还是一个问题，引发了历史学家的争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精确的哥特式发展编年史，并为它进行准确的定义。一开始人们认为尖券是哥特式的最本质特征，但早在17世纪晚期人们就发现，哥特式建筑的尖券直到1100年之后才出现，但早在尖券出现在基督教堂中之前很久，伊斯兰建筑师就开始使用它了。后来专家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肋架拱顶，正确地认定它是哥特式建筑结构的基本特征。到了19世纪初叶，古物学家们开始进行文献研究，幸运的是，他们在巴黎圣丹尼斯的唱诗堂中找到了这一结构的最早证据，它是12世纪中叶在修道院院长絮热的主持下在旧有结构上改建的。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在19世纪的论争中，法国之外的历史学家要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英国建筑师达拉韦(James Dallaway)在《关于英格兰军事、宗教和民用建筑的考察》(1806)一书中最早提出哥特式起源于法国，就在英国引起了普遍的反对，但他得到建筑史家惠廷顿(George Downing Whittington)的支持，惠廷顿曾经于1802-1803年前往法国进行考察，在后来出版的《法国基督教古建筑史纲》(1809)一书中，将圣丹尼斯教堂定为最早的哥特式建筑。

　　在19世纪，当有关哥特式风格诞生、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知识越来越丰富时，建筑理论家和批评家便进一步对于哥特式的关键要素进行研究，并试图对哥特式的本质做出解释。最早的是英国人里克曼(Thomas Rickman)的历史研究，后来还有法国建筑师维莱奥-勒迪克(Viollet-le-Duc)的功能主义研究，英国作家罗斯金对于建筑的道德批评，等等。哥特式现在成为一种最诚实的建筑样式，并代表了结构与功能上的进步倾向，它的肋拱原理与新的建筑材料——铁——的结合，将为现代建筑形式的进步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哥特式的概念也扩大了，不光包括建筑，也包括了美术;进而批评家开始谈论起哥特式文学和诗歌，哥特式音乐，哥特式哲学，哥特式文明，最后甚至还有“哥特人”。

　　19世纪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强烈影响了美术史研究，这种民族主义研究旨在确认艺术的种族身份，围绕着现代政治疆界来确认艺术流派，并用学术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服务。进入20世纪后，此种情况仍继续存在。文艺复兴南方作家所杜撰出来的哥特式起源于北方森林的隐喻，在后世那些“人类精神”的信奉者的心目中反复出现。最著名的例子是沃林格尔的美术史理论。他将哥特式作为德意志民族精神，与南方的古典精神相对立，为德国表现主义运动开辟了道路。沃林格尔的两分法成为他艺术形式分析的有力工具，但其背后即是种族与地域间的对立：北方对南方，抽象对移情，古典与文艺复兴对哥特式。沃林格尔将北方的哥特式精神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试图论证它与古希腊精神的二元对立的正当性，但正是这种理论取向，后来被国家社会主义用来论证“纯种的”与“退化的”美学观的理论基础。同一位作者的理论，既可以解释极具前卫性的表现主义艺术，又可以被表现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纳粹党所利用，颇具讽刺意味。

　　二战之后，统治了西方思想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决定论过了时，并受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和美术史家贡布里希等人的无情批判。这种理论来源于黑格尔，常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空洞而含混的观念相联系，其思维模式最终导致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时，美术史学也因地缘性因素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纳粹排犹运动造成德国美术史家向英美“学术迁徙”所造成的。身处美国的欧洲美术史家得以摆脱地理的局限，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国际眼光。潘诺夫斯基在“美国美术史三十年——一位欧洲移民的印象”一文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欧洲国家之间由于距离太近而不能迅速协调，又因过于贫穷而不能迅速恢复文化交流，所以多年来这些国家之间的沟通一直处于中断状态。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沟通却始终未受影响，或者很快就得到了恢复。纽约就像一座巨大的无线电台，它能够接收和转发无数电台的信号，而这些电台之间却无法相互联系。当初来乍到的人第一次了解到美国的情况时，给他最强烈的印象就是：欧洲美术史家习惯于从民族和地区的疆界来考虑问题，而美国人却没有这种局限性。”①

　　在哥特式建筑领域，著名美术史家弗兰克尔(Paul Frankl)的研究可以作为潘诺夫斯基这段话的注脚。弗兰克尔是布拉格人，沃尔林夫的学生，哈雷大学美术史教授，纳粹上台后被革除教职，1938年前往美国，两年后成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成员。1960年，他出版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哥特式：八个世纪的文献与阐释》，两年后又出版了标准著作《哥特式建筑》。弗兰克本人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他竭力排除在学术研究中的一切种族与地域的分类。他认为哥特式是“诺曼人、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精神问题”，并不是一个生理学的问题。如他的《哥特式建筑》并不像一般教科书那样，按地区流派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写下去，而是采取了一种国际主义的观点，将哥特式看作一种欧洲现象。他研究的哥特式建筑类型，从礼拜堂和修道院到教区教堂和主教堂，时间跨度近五百年，在地理上涵盖了从那不勒斯到达勒姆的广大地区。此书是鹈鹕美术史丛书中罕见的具有广阔视野的著作，主编佩夫斯纳一开始想出一本单独的英国艺术书，并已经委托另一位作者撰写英国中世纪建筑，但弗兰克仍坚持将英国建筑写入自己的书中。当佩夫斯纳在他的十分有名的《英国艺术的英国性》中断言存在着永恒的民族特性的观点时，弗兰克强烈地反对这种强调艺术创造领域内生物学因素的观点，拒绝承认哥特式建筑表明了任何共同的民族特性，尽管他认识到不同民族间存在着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哥特式版本。

　　在弗兰克尔之后的现当代美术史研究中，哥特式不再与古典式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人们可以在哥特式建筑与古典建筑的完全不同的外观之下，发现古代传统在哥特式建筑中的延续。将哥特式视为泛欧洲，甚至泛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哥特式研究的特点。学者们更注重的是追溯一种风格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变化，哥特式惯例与当地文化传统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的区域性变体，以及一个地区如经济、意识形态和保护人等事实因素对接受某种风格的影响。此外，传统的“中心”观念也受到了挑战，“边缘”地区的研究得到更多的关注。如弗赖冈(Christian Freigang)对于法国南部13世纪下半叶巴黎辐射式发展的重要研究，便是一个范例，他质疑了一种传统的观念：13世纪哥特式是以巴黎为中心的。博尼(Jean Bony)是福西永的学生，著名中世纪建筑专家，他将英国从宫廷发展起来的盛饰式提高到法国与德国晚期哥特式源头的地位，从而将法国13世纪文化霸权转移到了14世纪的英格兰，重新调整了民族哥特式与晚期哥特式风格在观念上的疆界。“德国”哥特式，似乎并非对应于某个单个的政治实体，其定义更为复杂，但是努斯鲍姆(Nussbaum)对德国哥特式建筑的研究具有典范性，他敏锐地将其主题设定在基督教文化一体化力量的上下文中，而过去常说的中世纪“德国”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的上下文中。中世纪的“法国”也是一个时代错位的实例，需要仔细限定。博尼关于法国12、13世纪哥特式的权威研究，略去了政治、机构甚至神学的内容，因而绕过了历史上的地理因素，集中考察石匠的选择和发明这些具体“事件”对哥特式风格的影响。对博尼来说，法国哥特式是一种进步的风格，一种前卫的风格，但它也是一个不同观念的实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