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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欧洲古典大型历史绘画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手法
信息来源:中外美术网 文章作者:网站编辑 发布时间:2011-05-10

《雅典学院》1509-1511拉斐尔(意大利)  底边约770cm湿壁画
 

        历史画(Historical Painting),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绘画,但西方美术史中“历史画”的概念已不仅限制如此,文艺复兴之后,杰出画家在历史画的创作中,借鉴宗教和神话题材,其目的是表现典型化、理想化的人文精神。因此,历史画的意义,与其说是对史实或故事的忠实描绘,不如说是对事件中所承载的善恶美丑进行的执着追求和无情的抨击,美术的感化作用和教育作用在历史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广义的历史画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特征:其一、历史画具有典型的时代或文化背景;其二、历史画具有通过美术作品对社会公认的崇高理想、道德标准和唯美情怀进行弘扬与教化的功能;其三、历史画具有公众性,是为最广大民众服务的。

  历史画的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发展阶段。从画风区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可能和美术史论家的观点不同,只是为研究历史画的表现方法和创作语言搭建一个基本的理论平台。

  一、历史画的构图形式分析
 

  俄罗斯20-21世纪现实主义大师梅尔尼科夫说:“构图是一切平面艺术的根本,是一件作品好坏的第一要素。”大型历史画的构图更是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作品往往尺幅巨大内容众多,在构图上有相当的难度,最能展现艺术家的创作能力和艺术才华。总体来说在构图方面古典主义画风、浪漫主义画风和现实主义画风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是具体到每一件作品又有可能是相互渗透和借鉴的,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我仅分析它们的总体规律。

《库里阿提乌斯的誓言》1784-1785年大卫特(法国)330x425cm布面油画 

       古典主义画风是在西方文艺复兴时理性光辉照耀下产生的,因此构图中就呈现出超强的理性特征,当时几何学、数学、建筑学透视学等多方面科学成就几乎都可以在构图中找到应用,乌切罗研究透视学达到痴迷的程度,在作品《林中狩猎》、《圣马力诺之战》中,都可以看到他将构图线和透视线结合在一起,使透视的消失点也成为画面构图的焦点,使刚刚走过中世纪的两维画面一下拥有了三度空间。这种构图方式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图1、图1-1)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被运用的更加淋漓尽致,拉斐尔利用建筑的复杂透视线使观众的视线引向中心的两位主体哲人,达芬奇的透视焦点正好在耶稣的头部,这两幅作品因此成为美术史上经典的中心构图。由于几何学的影响古典主义的构图中几乎处处都可以提炼出大大小小的几何造型,特别是三角型,像马萨乔的《圣三位一体》、乔万尼·贝里尼的《草地上的圣母》、弗兰西斯科的《基督复活》中都有明显的正三角或倒三角形。古典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画面中出现大量的直线和平行线,直线所交织的直角形也随处可见,像《库里阿提乌斯的誓言》(图2、图2-1)中,达维特将主人公的外形、动作归纳成单纯的直线,从而形成几何化的交叉。当然古典油画中也常常利用弧线,但这种弧线往往只起构图的调节作用,并不是构图的主体。由于直线,几何化构图的大量使用,加之绘画艺术刚刚从中世纪两维空间中走出来,古典历史画的构图还带着强烈的平面构成感觉。这些理性的构图方法,也被浪漫主义的许多大师所采纳,只是他们更加随心所欲,不完全循规蹈矩,也没有那么严禁。

  浪漫主义画风首先在构图方面就和古典主义拉开了距离,它们一般更加随意,更加自由,而充满跳动的活力。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首先在构图焦点的安排上,古典主义多为一个主焦点的构图,而浪漫主义可能出现两个或更多的焦点而且很难分出主次。比如波提切利的《春》就很难说是左边的三美神还是右面的花神是画面的主体;鲁本斯在《亨利四世升天和玛丽·德·美第奇摄政》(图3、图3-1)中安排了两个中心焦点,得拉克洛瓦《西亚岛的屠杀》(图4、图4-1)利用多个正三角形、倒三角形将画面多个精彩核心人物紧密相连。浪漫主义构图的更重要的特点是放弃以直线为主的构图,而大量运用曲线和弧线,米开郎基罗早年的《西斯廷天顶画》还有古典主义影响,还尽量将构图归纳在几何形块中。而他晚年的《最后的审判》完全是用大曲线随心所欲地区隔构图内容;巴洛克艺术的代表鲁本斯更是玩弄曲线构图的高手,在《劫掠留西帕斯的女儿》(图5、图5-1、图5-2)这张名作中我们就可以提炼出大量的弧线和S线,使画面像一个陀螺一样赋予旋转的动感。(我在构图分析中也用直线进行分析浪漫主义构图,是为了寻找它们的构图趋势,但并不能改变浪漫主义构图的曲线特征)。

《亨利四世升天和玛丽.德.美第奇摄政》1621-1625年鲁本斯(比利时)391x727cm布面油画

        早期的现实主义构图很多借鉴了古典主义的构图法则,像卡拉瓦乔、伦勃朗的很多作品在构图上都和古典主义区隔不大。伦勃朗的《夜巡》中就利用直线,组成直角形的构图线是典型的古典主义构图方式,委拉斯贵支的《纺织女》形成的倒三角形和中间走廊的亮色块,和弗兰西斯科的《基督复活》中倒箭头式构图同出一辙。但到了后来,现实主义画风的构图形式发展得更加丰富,扬弃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那些程式化原则的现实主义构图,几乎没有规律可循,它大都是根据作者对现实事物的直觉感受提炼出来的。比如米勒的晚钟《晚钟》、《拾穗者》虽然也有类似古典主义的构图线的交叉指向,但更多是对生活中美的动作和瞬间组合的敏锐捕捉。列宾是现实主义的构图大师,但他自己的构图就千差万别,《伏尔加河的纤夫》和《库尔斯克省的宗教游行》是由远及近的放射性构图表现扑面而来的动感的人群,这种构图在过去的历史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这两件作品构图虽然相近,但地平线的位置却略有不同,使《伏尔加和的纤夫》更突出人物的刻画,而《库尔斯克省的宗教游行》更强调场面的描绘。列宾的另外一幅重要作品《扎布罗斯人》(图6),恐怕是事实上表现群体瞬间人物肖像表情最精彩的作品了,他为了突出画面的主体,将哥萨克士兵描绘在一个桌子四周,正面和侧面的士兵当然是主角,但那几乎是正中心的背影光头却是画面的绝唱,观众几乎可以伸手触摸这个光头,不是生活中的灵感,作者是不会这样大胆的处理这种不符合规律的构图的。20世纪的现实主义构图视角更加广阔,形式更加丰富,并且随着对摄影术的借鉴,对瞬间构图的把握也更加随意,所以现实主义构图越来越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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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画的造型语言

  虽然西方很多解剖书籍都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但从希腊的雕塑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艺术家对解剖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所以说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画的造型语言大都来源于希腊雕塑对人体造型的研究,文艺复兴的成就更多是将雕塑语言成就运用到绘画中去。人体造型在文艺复兴后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绘画中随处可见,成为绘画造型的主体,我个人认为并非完全是由于思想的解放和对唯美的追求,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体造型虽然复杂但最容易寻找规律,这种规律一旦找到,也最容易被传承,这也体现文艺复兴的理性思维。

《西亚岛的屠杀》1823-24年 得拉克洛瓦(法国) 417x354cm布面油画

        虽然都来源于古希腊的雕塑造型语言,但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造型方面却呈现出相当大的形式差别。古典主义继承了古希腊雕塑的唯美和谐,达芬奇把维纳斯的完美,通过《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又一次展现给世人,米开郎基罗在《拉奥孔》中找到了浪漫主义绘画旋转的动态和扭曲的造型。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古典主义构图多用直线,在造型中也呈现出单纯、简练,多用直线的画风,古典主义虽然写实,但是写实的造型一定要符合几何化理性的构图,所以人体或服装的边缘线被最大程度的单纯化了,弗兰西斯卡在壁画《真十字架的故事》(图7)中已经能够描绘复杂的衣褶,但他还是将人物的边缘线主动地拉直,实际上就是为了几何化构图的需要和造型语言的单纯。大多数古典主义画风的人物造型的边缘线都比较清晰,有一种中国古典壁画中勾勒边缘线的感觉,这也符合古典主义几何化平面化的要求,这种特征一直到安格尔和达维特的作品都比较突出。古典主义的造型最先开始运用光影造型,并且光影的运用有一定规律可循,画面中基本采用测光,而且光源比较固定。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光影还是辅助手段,平面感画面中人物形象更多呈现的是浮雕的造型效果;直到达芬奇,将光影的明暗关系大大加强,成为造型的最主要手段,画面的构成也不是靠物象色块的区隔,而是依靠明暗色块的分布,例如达芬奇的《岩间圣母》中亮色块的分布既符合光影规律,又是主构图线。

  浪漫主义历史画的造型完全放弃了直线造型方式和几何化的色块构成,取而代之的是随心所欲的曲线,人体的动感强烈,肌肉发达,衣袖飘逸,大的构图线也隐藏在这些由曲线组成的造型之中。浪漫主义绘画画风的用光也更加灵活,经常能够见到不同角度的光源,这种灵活的造型方式最终成就了委罗内斯、丁托列托和鲁本斯,他们众多的大型历史画也只有用轻松自如的造型语言才能创作出来。浪漫主义画风虽然比古典主义更加灵动,但它仍然有规律可循,程式化的传承仍然大于对自然的捕捉本身。所以在欧洲传统艺术家工作室,和美术学院中透视和解剖是最重要造型学科,经过系统训练的学生绝大部分可以背画各种人体等基本形象,而大师们对一般的造型的掌控更是随心所欲,丁托列托一人完成上万平方米的壁画,涉及千万人物,光靠写生是完不成的。

《劫掠留西帕斯的女儿》鲁本斯(比利时)222x209cm布面油画1618-1619

        但这种程式化的造型语汇在现实主义历史画创作中被改变,因为人体已经不是造型表现的重要对象,唯美也不是画面表现的唯一原则,死去的妓女、苍老的夫人、丑陋的侏儒都成为表现的对象。由于表现对象的拓宽,程式化的造型语汇已经不能承担这一任务,画家更加重视写生,这种变化在从早期的卡拉瓦乔到伦勃朗都已经呈现,像伦勃朗的《老人像》中。不是对老妇人长时间的写生,根本无法捕捉岁月的沧桑在老人外表和心灵中留下的印记。19世纪俄罗斯契斯卡科夫素描教学的产生有其特定历史环境,它正好符合了批判现实主义造型语汇的要求。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都比较单纯和简练,俄罗斯早期学院派也是这样的风格,但契斯卡科夫和苏里科夫的素描,极尽细腻,层次丰富,号称全因素,这种细腻的观察和表现方式,鼓励艺术家去不断写生,细致入微地去观察和表现生活,这种方式适合包括人体在内的各种事物,艺术家不再仅仅依赖造型规律,而是依靠自己的眼睛。列宾在创作《伊凡杀子》(图8)时,精心挑选模特、制作服装、摆设场景,据说已经开始借鉴摄影术捕捉人物表情,“生活就是美”这句名言也是现实主义造型方式的作用铭。但有得必有失,浪漫主义超常规的视角,古典主义装饰化的画面结构等等随着这种造型方式的推广而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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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历史画的色彩语汇和绘制技法

  美术史中把西方的油画材料技法语言分为两大类:直接画法和间接画法,我认为应该再增加一种画法,暂时定义为古典间接画法。用这三种画法对应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十分确切,因为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绘画技法,这几种画法往往是相互渗透的,但如果分析这三种画风的技术区别的典型性,还是可以找到对应关系。直接画法顾名思义就是用较厚的可覆盖性颜色直接画出最后效果,当然深入和修改时也是直接覆盖掉之前的颜色,直接画法往往留下明确的笔触,并且这些笔触成为塑造造型色彩的一部分。从哈尔斯之后现实主义画家基本上采用直接画法,因为这种画法最容易捕捉各种事物的现实感觉,列宾的这张《斯塔索夫像》(图9)就是直接画法最好的代表。早期伦勃朗虽然仍属于间接画法的大范畴,但他在亮面大量使用厚笔触造型,已经在传统的间接画法上大大发展了。间接画法最典型的是鲁本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所谓间接画法,就是用较透明的颜色通过反复绘制完成作品,而每一遍设色都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比如鲁本斯一般用透明的棕色画一遍或多遍素描,之后再用含有白粉但较透明的亮色画人物的亮面,再反复处理出有变化的中间层次,最后靠极透明的色彩多遍罩染调整大关系,每一步都和上几层颜色发生关系,最后的画面中前几遍所有步骤中的色彩都起到相应的作用,形成画面的整体(图5)。古典主义的绘制技法被说成是间接画法,实际上大部分古典主义油画的技术和典型的间接画法还有区别,最主要的是这些作品在设色时用可覆盖性颜色达到相应的素描和色彩效果,虽然之后也用罩染法调整,但是主体色彩不是绝对透明的。从安格尔这张《大宫女》(图10)可以看出,他的色彩虽然不厚,但基本属于可覆盖性颜色完成,虽然也用罩染等方法调整,但是并不影响可覆盖性颜色的主体作用。
 

伊凡杀子俄罗斯199x254

        今天我们称西方19世纪之前的油画为酱油调子,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是因为酱油调子是罩染和画面最后的保护光油氧化变色造成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由于罩染和光油用的最多、变色最严重而深受冤枉,实际上浪漫主义画风的作品色彩最为灿烂和斑斓,艺术家已经熟练应用冷暖对比的色彩语言,只是这种冷暖和印象派相比更具有主观性和程式化。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卢浮宫中委罗内斯的《加纳的婚礼》和威尼斯执政官宫中委罗内斯的作品,就可以发现色彩差度之大简直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因为前者经过光油清洗,后者没有清洗,被罩在变色后的光油层后面。古典主义历史画也受到光油变色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大多不是反复罩染,所以变色程度较小。古典主义绘画的色彩一般更富于装饰性,相对平图的色彩更重视大色块之间的对比,不像浪漫主义的活跃与跳动。现实主义色彩今天呈现给观众的最为鲜亮,但像谢洛夫,和苏里科夫等少数大师借鉴了印象派的外光色彩外,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现实主义大师遵从着现实生活在视觉中映射的真实色彩关系,实际上明度和固有色的作用仍然大于冷暖关系,可以说不比浪漫主义色彩更强烈,也不比古典主义更主动。


 

 安格尔《大宫女》法国
 

        中国的大型历史绘画的发展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我们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一点和50年代向苏联学习分不开,不过苏联时期的历史画只是现实主义画风的延续,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美术史的最高峰,因此中国大型历史绘画的画风至今只有单纯的现实主义画风。上世纪80年代后学习欧洲古典艺术之风在中国悄然兴起,但是其成就仅集中在小型作品上,再加上摄影术的影响,商业化的驱使,使中国刚刚萌芽的古典绘画蒙上了商业化、低品味的阴影,看看今天这些伪古典主义的题材,80%是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大美女,完全超照片的方式更违背了古典主义的基本精神。在拜金主义的今天几乎没有艺术家肯于探索古典大型历史绘画这条艰难的路,所以在中国目前也几乎没有可称得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画风的大型历史画,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真正的大型历史性绘画少的可怜,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画风最适合表现中国5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因为欧洲古人在没有资料没有照片的时代创造出那么辉煌的艺术,中华儿女难道不能在21世纪再次掀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峰吗?我在创作《圆明园劫难》时曾试图探索一条古典主义大型历史题材创作之路,但能力有限,孤掌难鸣,任重道远,不过我会不懈努力,愚公移山,为后人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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