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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精神
信息来源:廖廖的博客 文章作者:廖廖 发布时间:2016-08-13
导语:
相比起传统艺术与80年代的现代艺术、先锋艺术,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最大的转折就是不再关心宏大叙事、历史意义、终极关怀、理性逻辑、超验精神——这些词汇甚至已经成为被嘲笑与漠视的对象。由于失去了信仰与方向,“当代艺术”的精神在更加多元与开放的同时,也变得充满游戏性、颠覆性、碎片化。
以荒诞和解构为主旨的“当代艺术”消解了虚假的权威与体制的规训,部分地揭示了现实的真相和解放了人性,但是当艺术家始终用反对者和游戏者的姿态来面对一切事物,在抛弃了偶像、神圣、永恒、信仰、历史···等等这些崇高价值之后,也迎来了精神的“萧条”,“当代艺术”在解构一切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的意义,最终走向虚无。
 
 
简单来说,人类文明分三步,从愚昧和无知到启蒙和理性,再到虚无与解构。西方的启蒙时期比较早,启蒙主义把人们从精神的匮乏与权利的丧失中拯救出来,然而西方文化却在追求理性与自由的过程中,陷入工业社会的空虚和现代战争的恐怖当中,走到尽头的启蒙主义与工具理性露出阴暗的一面。1950年代,启蒙主义与工具理性穷途末路之后,西方的现代主义解体,走向了后现代主义文明,西方的文化氛围和逻辑思维发生巨变。50年代的西方文明陷入精神幻灭,认为传统文化、信仰与理性都没能引领人类走向新世界,需要解构与颠覆这个旧世界。
 
对于中国来说,启蒙与理想的年代姗姗来迟,直到198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和现代文明的启蒙之下,中国的文化氛围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信仰与理想在80年代末期戛然而止。当代文明以断裂和逆转的姿势进入了虚无、荒诞与解构为主题的90年代。
 
历史在这里错位,中国的90年代对应着西方的50年代,在新世纪之后,中国与西方在全球化、互联网、流行文化、商业资本、恐怖主义的笼罩之下,中国与西方又回到了同一时空当中,中西方的“当代艺术”面临共同的精神危机与现实困境。当我们梳理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关于“艺术在今天的任务是什么?为何当代艺术像温开水一样难以刺激我们?”这些答案也许就会浮出水面。
 
崩塌的纪念碑
1980年代,人们满怀着英雄情结和崇高精神,在启蒙主义和理性精神的旗帜下去追求自由,却在80年代末期迎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大结局,理想与信仰在现实面前化作一堆废墟,由此带来精神的幻灭。
 
 于艺术而言,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对于理性、永恒、神圣和深刻的追求,逐一幻灭,化作当代的解构式的语言游戏。90年代之后的“当代艺术”陷入精神的幻灭,人们不再追求永恒与深度,不再有方向与信仰,曾经的真理和偶像被质疑,一切清晰的价值都变得模糊和不确定。曾经的中心与主体也逐渐模糊,一切都变得无序、无中心、边缘化。一切偶像都被反神话、反英雄的观念覆盖。
 
80年代中后期,虽然也有“厦门达达”力尽破坏之能事;也有黄永砯、谷文达、吴山专、徐冰等人通过解构文字来消解传统文化的意义;89现代艺术大展上也不乏杜尚式的挑衅,但是先锋艺术家们的思考与创作终归离不开栗宪庭所说的“大灵魂”。在消解与对抗背后,希望与理想从来未曾陨灭。
89年之后,建立在历史废墟之上的圆明园画家村似乎也是艺术家的精神废墟的最佳隐喻,可惜的是80年代的那种渴望改造世界的“大灵魂”与充满神圣感的艺术精神始终没有再次建立起来。90年代之后的新文人画、实验水墨也许是对传统的颠覆,也许是渴望延续传统的气息,但是无论如何与当代的现实生活无关。90年代初的“新学院派”画面清新、造型精致,但是掩盖不住的精神虚空,对“新学院派”艺术家来说,绘画就是绘画,不再承载改变时代、拯救命运的80年代的当代艺术的精神。如果说“新学院派”是面对现实的漠然,“玩世现实主义”则以不屑、讥讽、嘲笑的姿态面对80年代的理想色彩与英雄主义。政治波普与艳俗主义则进一步消解与否定着种种偶像、英雄与历史的符号。
90年代中期开始的“观念艺术”,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向当代艺术迈进的一步。但是“观念艺术”并没有继承80年代的思想背景,从一开始就有着更加国际化的语言,艺术家关注的也不再是“宏大叙事”,无论行为、影像还是装置都不再尝试折射现实与挑战现实,更多的是指向艺术家个人的内心世界。
 
80年代的反抗精神有部分传承到了90年代:不满现状、不屈从于权威、反抗专制、冲破旧传统、鄙视束缚、不断创新。但是80年代的前卫艺术家尚且有信仰、有希望、有偶像、有敬畏。85新潮运动和89现代艺术大展虽然带有达达主义的游戏色彩,但是彼时的艺术家无不心怀对崇高与永恒的向往,作品往往带有明显的对抗性。
 
而80年代之后,艺术不再用于发现世界,改造世界,而是用以适应世界。这意味着当代精神不再追求宏大叙事、终极关怀、真善美、理性逻辑,当代精神更加接近游戏性、颠覆性、多元化、开放性、碎片化。崇高让位给游戏,等级体制让位给无序与荒诞,技艺不再受到重视,完整的作品让位给即兴表演,艺术与生活之间不再有距离,艺术等于生活,主体让位给碎片化,中心化让位给分散化,深刻让位给表浅,超验让位给反讽,超越与神圣被虚妄与荒诞所取代。80年代的结束,也是“精神萧条”的开始。
 
幻灭的精神游戏
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崩塌的纪念碑,那么90年代就是一个尴尬的分水岭。
理想与信仰崩塌的90年代,人们以颠覆与解构的姿态来面对一切权威,人们质疑着虚假的意识形态,对抗着欺骗性的话语,表达着对空洞承诺和权力体制的怨怼,现实的荒诞与丑陋在作品中一一现形。艺术家在画布上消解了一切权威:政治性的建筑、神坛上的偶像、符号化的英雄···纷纷在艺术家的手下变得荒诞不经。
 
新世纪之后的当代艺术,以审丑代替审美,以粗砺的语言表达颠覆了传统艺术的高贵优雅,目的是通过改变审美的标准,改变人的感受方式,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解构。当代艺术希望通过消解旧传统的价值,通过反文化、反优雅的方式让人们直面现实世界的粗砺与真实,当代艺术不仅希望改变艺术审美,甚至希望籍此造成对旧传统的强烈冲击,造成一次文化的革命。
 
然而,此种反叛与游戏的精神就像大剂量的抗生素,在杀死细菌的同时也伤害了健康的细胞。人们不仅不相信一切偶像与神话,就连崇高、理性、逻辑、秩序也被逐一消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变得虚无,历史也变得虚妄,一切都变得不可相信。当北岛写下“我不相信”的诗句的时候,其实他那一代人还是坚信某些崇高的价值与理想,到了今天,连质疑本身也遭到质疑,连嘲笑本身也逃不过嘲笑,消解自身也被消解。一切秩序都在无厘头的游戏中失效。
 
此种怀疑一切的精神和反文化的姿态,不仅消解了权力与权威,也无视了历史、传统、理性、秩序,最终走向彻底的虚无、偏颇与极端。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也由于缺乏终极意义和超越性精神,只能一再解构,一再扮演反对者的角色,一再用一种流派取代另一种流派。主体消失在语言中,精神沦丧在游戏里。
 
在消解与颠覆一切的口号下,理性的殿堂、信仰的庙宇、人的归宿,统统被拆除,在游戏与反对声中,所有建立新秩序和新体系的尝试都被游戏化,都在反对声中被消解,最终吞噬了自身,等待着下一个反对者来颠覆自己。
 
艺术语言不断地追求语言的创新,艺术在失去方向之后,只能在语言中追求自身的价值。艺术流派此起彼伏,用新流派覆盖旧流派成为艺术史的所有文本,语言成为独立的体系,成为“语言在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
 
身份的迷失
信仰的迷失、权威的崩塌和秩序的失落,让当代人无所适从,我们没法在传统和信仰中找到认同感。80年代的艺术家把自己认同为知识分子的身份,90年代之后,当理性退场、价值过时、意义蒙尘,知识分子的身份也不再受欢迎,今天的艺术家不再像80年代的艺术家一样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存在感前所未有的弱,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前所未有的强。因为人们认为不再有什么价值值得坚守,不再有理性值得辨明,不再有意义值得追求,也不再有历史使命感,所以今天的许多当代艺术家更愿意把自己当作游戏者、反对者和恶搞青年。
 
当代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清醒地站在大众的对立面,具有与时代对抗的精神,但是在“精神萧条”的当代艺术陷入了与大众文化一样的困境,大众文化中的无厘头风格、自嘲与嘲弄一切的精神、恶搞传统和调侃意识形态的网络文化···“恶搞文化”与当代艺术的“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反讽、反合法性、对秩序权威的消解”的精神,如出一辙。大众文化沉浸在文艺青年的小伤感、小清新当中的时候,“当代艺术”也没有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超越精神,而是与大众文化一起沉浸在小清新审美当中。在整个时代都陷入信仰迷失、方向失落、偶像崩塌的时候,当代艺术并没有站在时代的对面,而是与大众一同站在泥沼当中。
80年代的先锋艺术家的自我身份认同是文化拯救者和权力对抗者,90年代之后,方力钧的玩世不恭的笑脸、刘小东的一脸麻木的小镇青年、曾梵志的虚假木然的面具、矫情甜美的卡通,成为90年代之后的“当代艺术”的符号。
 
从行为艺术的流变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90年代前后艺术家身份意识的转变。
60后、70后两代艺术家有一种天赋的文化使命感和家国情怀,80年代的行为艺术的基调:肃穆、伤痕、束缚、牺牲、救赎、暴力、悲情与仪式感。
 
80年代的行为艺术大多涉及包扎和捆绑的主题,艺术家用白布把身体包裹起来,象征着精神的创伤与灵魂需要拯救。行为艺术家把肉身当作公共的身体,他们提出的是文化、权力、体制、消费主义等宏大叙事的命题。彼时的行为艺术家并不单纯地把“身体”看作艺术观念的工具,而是把“身体”当作集体的一份子。
 
90年代的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回归为私人的身体,遭遇了80年代末的理想破灭之后,艺术家又面临艰难的生存危机,艺术家不再追求“宏大叙事”,大多通过对身体的自虐,挑战个人身体的极限,折射出个人生存的困境和追寻文化身份。
 
作为80后的行为艺术家无意与西方艺术青年一样,宣称自己是艺术体制的终结者,也无意与中国的前辈一样,站在文化与权力的对立面成为对抗者。新一代的艺术家更关注自我的世界,他们的压抑与焦虑更加个人化,他们与60后、70后把个人的焦虑建立在传统、集体与体制的宏大背景上不同,80后新青年不愿意把个人摆放在宏大历史和文化背景当中。但是与泼皮玩世的自嘲与满足又不一样,80后的艺术家拒绝被标签化,也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代表。
 
行为艺术之外,无论是新世纪初流行的小清新艺术,还是今天流行的“坏画”,其实都是艺术家在身份迷失之后,不知道用什么姿态去介入这个时代,只能退缩回到自我的小世界里,表达着个人的小感伤与小情绪,或者用“恶搞”来表达自我的游戏心态。“当代艺术”在这里已经不再是折射现实际遇与精神困境的艺术。
 
近年来流行的坏画也罢,小清新也罢,恶搞也罢,已经不是小众的游戏,其实已经成为潮流了,跟着后面起哄或者膜拜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对抗者与反叛者了,他们就是大众,就是主流,而当代艺术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是主流,任何时候都应该与大众保持距离。
 
21世纪的“精神萧条”
进入21世纪之后,“精神的萧条”仍在继续,只不过诱因发生了变化,对于西方而言,不再是战争与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让人们产生幻灭感,对中国而言,也不仅仅是80年代的理想破灭之后陷入的精神危机。新世纪的高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分裂、大众文化的胜利、信仰的丧失、历史感的断裂、互联网的兴起···给中国与西方都带来了新一波的“精神萧条”,当代艺术的精神也面临着新的困境。
 
90年代以来,高科技、互联网传播、流行文化与宗教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巨变。这个光怪陆离、困境重重的时代加深了人的异化,加重着“精神的萧条”,同时也给艺术提供了无穷的机会。
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似乎只是在时代的巨澜中随波逐流,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很多艺术家仍旧是依靠本能冲动在创作。如果一个艺术家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都与大众差不多,那么他做出来的艺术,如何站在时代的对立面?如何与时代保持距离?哪怕一个充满强烈冲突的大时代提供了无数的矛盾、分裂、冲突的素材,他也顶多是浮光掠影地把这些素材简单地视觉化,而无法触及时代的本质。
 
科技与人文的分裂
吕澎讲:“当代艺术已经不再讨论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支撑着人类文明的人文主义以及知识传统的命运。”今天的艺术家关注新技术、新媒体,他们用最新最繁复的电子技术制作作品,但是并不关注“人文主义”与“知识传统”。
 
很多当代艺术家并不把知识放在眼里。知识并不等同于学问或科学,科技是一种可以重复验证的定理,学问是一种观念的陈述,而知识还包括有对自由和真理的向往,包括对终极意义的理解,知识可以抵抗权力的侵蚀或者游戏的心态。没有知识意味着没有深度的思考,也没有明确的方向。
 
科技只有与人文精神结合,只有成为带有人文色彩的工具,才是科技的最好归宿。如果科技无视人性,碾压自由,那么它带来的将是危机而不是福音。
新世纪的“工具理性”在中国迅速蔓延,工具理性追求效率、一切以科技、数字为标准,忽视了人性、文化和生命的价值。工具理性压制着文化,在工具理性看来,文化是原始、落后和低层次的,只有科技与工具理性才代表着进步的新标准。百度公司以数据来经营,只看到“三甲医院”的资质而无视医疗广告带来恶果,就是冷冰冰的工具理性的结局。人文精神与自由理想被工具理性的标准化所淹没,人性就会被异化,自由的精神就会被物质所淹没。工具理性由此走向自己的反面:非理性。
 
科技改变了生活方式,扩大了视野,但是科技无法替代我们对于生活的思考,也无法代替精神的归宿,互联网的平台再多也无法消除人的虚无感与孤独感。科技再发达,也无法让我们面对生存与死亡等终极问题——这是艺术与文化的天职。
 
科技与文化不同,科技以革命性和创新性为天职,以可以重复验证为标准,科技是一路向前,永不回头的理性,而艺术与文化则需要不断回首来时路,在基本的价值上,在人的希望与痛苦中寻求答案,每一代艺术家的答案都不一样,这是艺术与文化的迂回曲折。当科技精神占据上风压制着艺术文化,自然就产生历史的断裂。
 
当科技精神掩盖人文精神,艺术创作一切都以最新为标准,“创新”成为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关键词。他们以推翻上一代人为最重要的任务,而不再热衷于在历史中寻根,不再历史中寻找当代精神的借鉴。唯一的野心就是创新,而不是坚守。他们的作品不再寻求永恒性。
 
历史与现实的断裂
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个人和时代的精神象征,历史意味着我们如何以过往为坐标来看待今天与计划明天。80年代的理想幻灭就是90年代的荒诞与享乐的伏笔,90年代的无意识也是今天的对抗与游戏的来由。
但是在新世纪人的眼中,历史意识已经消失,历史不再是当代生活的前传,历史不再是今天的借鉴和明天的启示。在当代人看来,历史与今天已然断裂,历史只不过是蒙尘的照片和档案,我们只存在于当下,不再寻根的好处也许是轻松上路,但是最终无法摆脱历史断裂的身份迷失和价值的虚空。
在失去了历史的坐标,失去了对历史重大变革的探究之后,当代艺术就失去了历史深度,当代艺术也不再寻求解决与答案,只有一堆象征反抗的碎片。
历史感消逝之后,当代人就像一个虚假的橡皮人,所有的情感、历史感、真实感都被抽空。一方面是“人死了”——人的精神被异化,人的信仰迷失。另一方面,艺术家作为一个人却在不停地膨胀——当代艺术以“渎神”的姿态宣布,个人取代神圣偶像与英雄崇拜,批判与质疑一切崇高价值成为许多当代艺术家的唯一选择。
我们创作着许多“历史题材”,但是作品中的“历史”与现实是断裂的。在面对历史的转折带来的文化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时候,我们缺少德国的“新莱比锡画派”的敏锐。东西德统一之后,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让一切都走上正轨,德国人的价值观备受考验,人们的经济与文化生活反而充满不公平与不确定性。新莱比锡画派的艺术家们创作了离奇、诡秘的超现实主义画面来表达自己彷徨、困惑与怀疑,同时也用苏俄美术教育的具象和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忧郁气质,试图在画面上重新寻回德国艺术的自信。今天的我们面临着“新莱比锡画派”极其相似的精神困境,但是却没有敏锐地把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缠表现出来,只是一味地遗忘或解构历史。
 
 
信仰与偶像的黄昏
在藐视神圣、破坏偶像、拒绝信仰的当代精神影响下,传统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上帝被理性所驱逐,宗教成为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宗教对人们不再有精神的感召力,人们不断地向宗教挑战与追问,不断地破坏宗教的神圣,而面对异质性的宗教入侵,他们则表示要“保护文化多样性”。
 
西方当代精神中的“弑父”特质,让他们不断地进步,但是也让他们难以建立新的精神高度。面对全球化之下的信仰冲突带来的恐怖主义,单凭“接受多元化”的文化情怀无济于事。西方人针对自身文明不断地怀疑、追问、抨击,一步步消解了崇高的价值与自身文明的认同感。
 
当西方的传统宗教不再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追求,当人们不再向往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当自身文明失去感召力与向心力,如何抵挡异质性文化的冲击?如何抵挡来到门口的野蛮人?在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阴影笼罩下,西方文明开始重新审视宗教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西方的当代艺术近年来已经不再一味对抗宗教,尽管当代艺术与宗教的天然分歧并没有弥合,但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尝试让自己的作品达到宗教精神一样的感召力,达成宗教的冥思的效果。遗憾的是,我们极少看到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追问此种终极命题。
 
人总是需要超越感与神圣感来面对现实的残酷和痛苦。当代艺术在完成了“弑父”与“渎神”之后,并没有找到解决生存的终极问题的答案,生死、爱恨、时间空间的问题依然困惑着人类。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似乎并不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自身的救赎和超越性精神是一个重要问题。
 
信仰与精神的重建
许多持游戏心态的艺术家以为自己是反叛者,其实真正的反叛是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以清醒的姿态来直面现实,并与大众保持距离。当游戏与恶搞成为当代艺术的主流,真正的叛逆者应该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寻找值得坚守的价值与使命感。
 
当然,回到等级秩序、古典审美、传统宗教中去已经不可能,但是当代艺术肯定不能流于游戏化的创作,不能用一种流派掩盖一种流派,不能一味沉浸于破坏与推翻当中,沉迷于生命原始本能,依靠荷尔蒙和非理性的颠覆创作,不能被语言吞噬了自我,重新寻回理想与信仰是重要命题。仅仅沉迷于颠覆与反叛,反讽与嘲笑,虚无与解构,最终也会走向对自身的消解,只剩下一个无聊无意义的“萧条”大结局。当代艺术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揭露和破坏,还有建立。也许是时候从达达主义、情境主义的阴影下走出来,在精神废墟上寻找一个重建的方向。
 
西方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走出“精神萧条”的药方很多,从新理性到新宗教,再到新文化保守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些药方对于中国艺术与文化不一定适用,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认识到“萧条”的存在,才会寻找“供给”之路,倘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继续沉迷于虚妄、无序和荒诞的游戏当中,永远无法开始精神与信仰的重建。
 
如何用艺术与文化来改变“精神萧条”的当代,当然不能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彻底否定新技术以及大众文化,那样的回头路不太可能。像福柯与德里达一样,在哲学中改变文化的语言结构,防止任何理论独占鳌头,这种书斋里的努力似乎也太书生气。也许问题不在于科技对人的异化,也不仅仅在于商业资本对人的规训,也不仅仅在于权力集团的压抑。
 
面对精神危机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代艺术最终还是要重新回归人文、理想、信仰、崇高与超越性精神,重新寻找到中心、主体才是未来的方向。当代的虚无、游戏与解构仅仅是一段插曲,“萧条”肯定不是最终的答案。理性的重建与价值的修复,才是走出“精神萧条”的方向。这决定了我们的“当代艺术”是继续沉浸在个人情绪当中,还是能够回归“当代”的本色——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用视觉的形式剖析当代的现实问题。

9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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