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总是以绝对的方式，让身陷其中的个体无所藏匿。同时，它又融入到习俗，文化，宗教，政体等具体的形态内，在时间的河流里随机漂移。作为当下的历史和作为传统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用横向的面及纵向的线，将居住在具体时间里的个体串成为一个个既具备当下特征，又明显(或隐晦的)呈现传统痕迹的个体。

　　从来只有社会的人，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独立个体。这是我想强调的。构成个体真实所具备的所有元素，首先存在于其生活所处环境的具体语境里。作为历史视觉阅读文本的艺术图像，在喻说历史的同时，也在建构或者解构某些既定的人们观看历史的视点，这是艺术家的本能，同时也是艺术家的天职。由图像所创造的那些超验的阅读文本，其具体的述说对象，将跨越实体的历史语境而独立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呈现了艺术的价值和力量。

　　二

　　在开始讨论艺术家黄引的作品之前，需要指明的是，把握其作品的关键在于对中国历史断面的认知和提取，其隐性断面所指的年代是落在当下(1978年至今)，其显性断面所呈现的年代则是毛生命晚期的后二十几年(1950’——1976，这是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最新近的，只存在集体而没有个体的年代。人们疯狂的崇拜他们的偶像——毛，毛指导着社会的一切，人们真切的相信，毛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新世界)。

　　以显性呈现的毛文化的图像，在黄引作品中，最有趣的一点是——毛自身形象的退隐。艺术家不是通过毛，而是通过代表当时时代的一些具体场景(道具)来唤起那段历史——红旗，大标语，大生产，大炼钢，样板戏等等。基于艺术家本人并不可能经历其作品所描绘的真实现场(艺术家出生于70年代，大跃进发生于1958-1960年间)，我们可以假定这部分内容是被艺术家抽取和概括过的历史(记忆)。当然，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图像中(主要指“童话王国”系列)，带有艺术家个人生命痕迹的信息是被排除在图像之外的(此处所指的图像内容主要指构成绘画的具体场景，比如说大跃进等。小男孩的形象不考虑在内，下文将专门讨论)，留下的只是那些来自那段历史的公共记忆的代表性景观。

　　将艺术家的真实背景和其作品所描绘的图像场景进行剥离，其目的是要强调作品场景的客观性，(当然，相对于现实真实，这种‘客观性’也是一种过滤之后的真实，它是戏剧化的，也是风格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场景所指代的历史背景被直接置换成艺术作品的语言背景，背景语言可以是直言，也可以是喻说，这既为作品的阅读提供了参考语境，也为喻说提供了可转移的语境背景。

　　三

　　以儿童作为主体的文艺作品中，1880年由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创作的童话《木偶奇遇记》(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1983年由英国作家威廉·戈登尔(Willam Golding)创作的《蝇王》(The Lord of Files)都可以看成是经典的，以人性“恶”为切入点来展开书写的文学作品。只是《木偶奇遇记》通过匹诺曹(Pinocho)的遭遇，以寓言的方式来教育人们要认真遵守社会规范这样一个道理(匹诺曹一说假话就将受到惩罚—长鼻子，最后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来进行自己的行为，结果得到奖励---成为正常人)，《蝇王》中那些落在荒岛上的孩子们的行为则让人感到恐惧，它已经超出了公众可以忍耐的，关于人性基本认知的底限。100年前，人们通过寓言来谈论要做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好市民，而在100年后，人们已通过作品来广泛的质疑人性善恶，期间由时间所带来的观念变化，颇值得玩味。

　　在对黄引作品进行解读时，通常很容易掉进象征或者现实主义的陷阱，这是偷懒的读解，虽然按照简单的作品-象征，图像-现实的关系看来，有着其逻辑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这种割裂的观看，恰恰可能造成阅读的片面性而否定了作者自身的存在和在场。在我看来，如何看待黄引作品里的儿童形象，将是解读作者/作品的关键所在。

　　出现在黄引作品里的儿童形象，是一个穿蓝布裤，白衬衣，带红领巾的小男孩形象(这是毛时代最典型的小学生的形象)。虽然间或还出现了一个小女孩，但那更多的是艺术家关于自我的指代。作为其所有作品人物形象主体的小男孩，分两个具体的体征出现，一个就是上述说到的带红领巾的小男孩形象，另外的那个小男孩和之前的形态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他长了一个匹诺曹的长鼻子。

童话王国-大炼钢铁NO.1  油画  400cmX180cm  2008年

童话王国-大生产  油画 300cmX180cm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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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重量NO.1   布面油画   100cmX80cm   2008 年 

　　所有长着匹诺曹鼻子的小男孩，都出现在有关毛图像的场景里，大跃进，大炼钢，大生产……。这也暗示了一点——谎言的在场。了解毛的那段历史的人很清楚，造成谎言的原因及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产生谎言的主体对象已由自我(匹诺曹)变成了他我(外部社会)。这也就明显的强调了一种被扭曲及颠倒了的(文本)事实，同时也加大及强化了寓言喻说的特质。由扭曲所形成的图像张力，在呈现叙事异化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将构成场景现实的宏大叙事进行了自我解构。

　　带红领巾的小男孩，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时间，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这里有艺术家本人真实经历过的时间。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可以发现艺术家很重的个人痕迹和气息。作品的一部分内容和学校生活有关：“学习的状态”，“表扬”，“听广播”，“ 学习伙伴”，另外一些则和艺术家个人的经历有关：“开会迷”，“一场关于安迪沃霍尔的讨论”，“向杰夫昆斯致敬”,另外还包括影射当下‘伪资产阶级’生活的“夜宴”。可以判定的是，在这部分作品中，小男孩的形象更多的是以本我的面貌出现的。艺术家想强调的是直言而非喻说。由于主体形象的同一性特征(小男孩形象是统一的)，“童话王国”系列将与本部分作品互为文本——形象转移的后果是直接产生了语意转移。也因此，在观看这部分作品时，将自然连接“童话王国”系列的语境背景。这也自然的带出一个问题：“成长于毛时代的‘我’(童年的我)，与现在的我(成年的我)之间的关联”这样一个潜在话题。我想，这也是黄引作品里，最具内在张力的一个文本结构。

在理想的路上NO.2  油画 110cmX130cm 

赞美NO.1  油画 120cmX80cm

　　四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展现一个相对清晰的艺术家作品线索，其一，它以寓言/喻说的方式，对艺术家出生的那个年代最具特征的社会语境(也就是毛文化)，进行了批判性表达。它是概念性的，否定性的，更是风格化的。其表达方式结合了真实发生的，具有典型特征的社会场景，配上带有否定批判意义的小孩形象而成;其二，艺术家抽取个人真实的生活体验，通过带有典型性的毛时代特征的主体形象(小男孩)，在形象的同一化的统一下，直言其对于现今的体验。当然，这是一个还未完成的工程，按艺术家自己的话说，“我想修建一个故宫，现在才刚刚修好了两间房子”。就目前的作品而言，艺术家的讨论集中在和教育及理想有关的语境里，《在理想的路上》，《梦想旅程》，《听广播》都是这个阶段主要的作品。带有质疑、反思性的《巨人的重量》，《赞美》，及带有现实生活现场感的《怎么出》已经开始了新话题的表现，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整理作品脉络，是为了厘清思绪，在我看来，黄引作品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矛盾的境地：一个靠着红旗长大的孩子在面对现今社会时，内心深处的不适感及格格不入的个人体验。在抽丝剥茧的自我剖析中，艺术家试图将这种种困惑和哀伤，通过带有公共记忆色彩的图像，来进行自我言说。它是属于个人的，更是私密的。正因为如此，黄引通过作品所建立起来的绘画语言，肯定将有别于那些有着明确政治态度的作品，更有别于那些以操作手法来简单挪用及贩卖文革资源的流行图像制作者。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激进的批判，看不到对历史的调侃嘲讽，看不到浅薄的图像挪用，看到的只能是个人面对历史时的被动无奈，叹息抗争。所以，我宁愿将它们称为：作为个体人的一段哀伤的图像历史，私历史。这段正在进行着的历史书写，这段通过私人眼光来进行图像叙述的历史文本，将因为它的个人化特征而显得特殊而有意义。如果在将来，艺术家的作品里出现更多和当下有关的内容，这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意外，因为这既是外部客体所决定的，也是艺术家自我梳理所必然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