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产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要求，给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打开了新天地、注入了新动力。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互联网及其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媒体新业态如雨后春笋，给现代媒体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过去许多有效政策和措施，现在已不合时宜，需勇于突破过去不敢逾越的方方面面，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为指引，重点突破媒体治理体制机制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体系创新、模式创新、手段方法创新，为党和政府牢牢把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领导权、治理权、话语权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丁红新著《现代传媒案列分析》最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就努力为中国传媒产业治理提供参照与路径。

传媒产业治理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起调控作用，是实现政治理念的制度保障。坚持党管媒体是把握舆论导向主动权的有力保证。媒体治理涉及媒体各方面关系、职能权责、制度规范的根本性制度安排，要实现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从我国媒体治理的发展历程来把握其发展方向，从改革开放以来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经验教训中获得启示，不断深化党管媒体内涵，拓展和探索党管媒体的思路、途径、手段、方式和办法，形成有利于激发媒体积极性与创造性的体制机制环境。

经济秩序的变更，国际格局的变动，意识形态领域的角逐与传播技术的更新，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媒体。《现代传媒案列分析》结合具体传媒案例，试图分析在全球化语境中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必要性，阐明媒体产业嬗变与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本质要求，探讨传播媒体的创新特点和运作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