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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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物画，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尽相同的特色。成名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的一批画家如王盛烈、黄胄、杨之光、李震坚、方增先、程十发等等，大多在上世纪40年代接受过传统绘画的训练，重视造型也不轻视笔墨表现，能适当寻求素描与笔墨间的平衡。稍晚的一代较多接受了苏式素描造型的教育，传统的笔墨训练较少(“新浙派”相对好些)，而在强调通俗大众化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向连环画、年画和其他民间艺术靠拢。这两代画家的共同点是写实——用写实造型描绘现实人物。从中国画变革的整体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正是这两代人继承了徐悲鸿、蒋兆和等老一辈画家所开拓的传统，在题材、画法和风格上把中国人物画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正是他们，在新时期之初率先冲破一体化意识形态和艺术观念的限制，进行了种种新的探索和实验，促进了人物画的多元化。

　　这里介绍的甘肃画家李宝峰，属于上述画家中的第二代。他本是抚顺人，长期工作生活在兰州。他曾先后在鲁美附中和本科学习九年，写实功夫非常扎实。他的老师王盛烈称赞他画人物、花鸟、山水、动物“均能挥洒自如，绝非练就一两手招数者可比”。其“功在于造型能力之坚实”，王盛烈这话含有一层深意。就写实能力而言，当代人物画家有功夫全面而深厚者，也有招数只有“一两手者”;有造型能力坚实者，也有不够坚实、仅能以巧求胜者。虽说造型能力不是决定创作成败的唯一因素，但这种能力愈强，其刻画人物就可能愈有深度，创造的成功率也就愈高。半个世纪以来无数成功者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谓“造型能力”，泛指描绘与塑造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的能力，而不单指在课堂上画石膏、人像和人体素描的能力。不少人能深入刻画静态对象，但拙于生动地捕捉生活中的动态与表情;长于对物描写，短于形象记忆力与相应的默写训练。所以尽管有高超的素描功夫，却画不出像黄胄笔下那样生动的人物。黄胄没受过系统的素描训练，对人物的深度刻画有所局限，但他通过速写获得的把握动态的能力，为强于素描弱于速写的学院型画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李宝峰有坚实的素描功底，又在多年的出版社工作中画了很多插图和连环画，练就了用笔线捕捉生动动态的能力，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的《李宝峰画集》把他的中国画作品和速写作品并置在一起，让我们领略了他两个方面的才能和功底。

　　当代人物画家喜欢描绘西部风情，刻画藏族、维吾尔族人物。但这种描绘与刻画有生熟之别、深浅之别、高下之别。仅仅出于好奇、出于对容貌与服饰的兴趣，凭着走马观花的印象作出的描绘，很难有出色的表现;展览会和画集中的藏族，维吾尔族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但真正有感人力量和深度刻画的并不多。李宝峰熟悉西部生活与人物，从甘南藏区到南疆、北疆，都留下了他写生跋涉的足印，积累了大量形象素材，所以他笔下的西部风情、藏族、维吾尔族人物，如《草原风情录系列》(1998、1999年)、《岁月》(2001年)、《慕士塔格峰麓》(2007年)、《喀什巴扎》、《巴扎图》(2005年)等诸多作品，比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更生动自然，也更富于个性。

　　硬笔素描、速写，不存在笔墨问题，但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中国画，用的是笔墨语言，不仅要求形的准确、恰当，还要求熟悉与把握中国画的材料工具，以及相应的笔墨能力，并充分体现出笔墨自身的审美特性。这里的困难在于，这些技巧、审美特性与写实造型并不总是一致，甚至会相互矛盾。单纯追求笔情墨趣无法深入刻画形象，单纯追求造型准确度与深度难以发挥笔墨的独立作用，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既能求得造型的深度又能求得笔墨的精妙表现，始终是人物画家面对的难题。李宝峰和他的同代人，显然是先追求造型能力和新题材的表现，后来才逐渐重视和追求笔墨表现的。但由于对中国画传统的认知与把握不同、各自所处的艺术氛围不同，彼此对待造型与笔墨的态度又拉开了距离。同是毕业于鲁美、工作在东北地区的国画家，多坚持以素描为根基的写实方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画界重新认知传统、回归笔墨的思潮对他们没有明显影响。生活在甘肃的李宝峰则有所不同，他在坚持对人物比例结构准确刻画的同时，明显减弱光影素描因素，强化笔线与墨块在造型中的作用;面部刻画尤其老人面部刻画适当运用光影，对衣服、环境的描写则突出线性结构;与此同时，他还重视书法训练，提高笔线本身的质量和表现力。总而言之，李宝峰没有固守光影方法而拒绝传统笔墨画法，也没有轻易抛弃光影方法而完全回到传统笔墨，他选择的是调和二者的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相对薄弱，其固有的画法难以适应画现代人物的需求，是不争的事实，在坚持笔墨方式的同时，适当借鉴西画、借鉴素描方法被证明是可行和有益的，轻易放弃传统笔墨方法或写实方法，都不免偏颇;前者会失去中国画的语言特色，后者会失去对人物的深度刻画。

　　李宝峰正处于艺术最成熟的时期，兰州有较好的文化传统，也不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商业化，他在创作上有突破与升华的可能。在我看来，他的难点主要不在画法、技术与生活经验方面，而在创作观念方面;这就是能否突破地域风情画的局限，“直面血肉人生”(鲁迅语)。大变革时代的西部人在生存方式、生活态度和精神各方面的真实，他们的苦与乐、悲与喜、痛与思，画家还极少真正触及。要找到切入西部人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独特视角，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新的深度和历史感，需要思想力和观察生活的穿透力。当然，这不只是李宝峰一个人面对的课题，但他呼吸着那里的空气，熟悉那里的一切，就站在突破的边缘，我们对他寄予希望，是顺理成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