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艺术家里没有女性?

　　“为什么这五位中国艺术家里没有女性?”2011年7月，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的“认同的焦虑”研讨会上，参加对谈的五位年轻美国艺术家劈头就问。

　　对谈的另一方是中国五位同样年轻的艺术家，与前者一样，都是采用日常用品来创作作品，刚巧全部都是男性。

　　在美国，性别和种族都是严肃而敏感的问题。

　　“不是我们女性的地位特别差，也不是说我们不管，而是女性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是最突出。”策展人沈瑞筠赶紧解释。

　　沈瑞筠在美国生活了八年，回国后跟年轻艺术家交流，发觉中国艺术家关注的事情跟美国很不一样。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经常联系到当下的社会现实，美国艺术家则没有那么直接;中国艺术家同样也不理解美国艺术家，比如为什么介绍作品时总要说到历史、理论，他们觉得作品就是作品，扯那么多干嘛。

　　正是这些“不理解”让沈瑞筠认为有必要“换位思考”，只不过她本以为双方会在艺术上多有交流，没料到双方会在这样的基础问题上擦出火花。

　　五位美国艺术家参加的是正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的展览“换位思考——在中国的美国制造”。展览开幕时，他们已经在广州生活了15天。他们的任务是在广州驻地，利用广州各大批发市场里发现的材料，以及中国的人力来制作作品。

　　为方便他们寻找材料，时代美术馆提前走访了广州三十多个批发市场，内容涵盖医疗、食品、五金等等，将寻访结果制作成册，提供给他们选择。

　　这些艺术家年纪都在30岁上下，是美国的70后80后，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在艺术圈有一定地位，但又不会太大牌。在美国创作时，作品材料也都是利用现成的生活用品，来源多是沃尔玛、一元店或者二手用品。

　　“那些东西我相信90%都是中国制造。”在沈瑞筠看来，这种批量生产的廉价产品恰好可以成为中美艺术家交流的纽带。

　　美国艺术家也很愿意来了解中国。“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持续这么多年发展这么好、为什么这么有活力。”

　　中国东西好贵

　　背着军绿色帆布包、戴一顶仿制军帽的布莱恩·扎尼斯勒，作品是在馆内搭一所木房子，用日常用品把房子堆满，建造了一座《在中国的美国人美术馆》。

　　时代美术馆向每位美国艺术家提供各一万元人民币的材料经费，扎尼斯勒开始时信心满满，认为这笔钱肯定绰绰有余。他在批发市场定制了220块红褐色木头奖牌，只用去4000元——这要在纽约，一块奖牌就要人民币三百多。

　　但接下来，他发现“中国东西好贵”——在广州，他得花钱去购买需要的其他材料，比如旧家具，比如旧纸箱——在纽约，美国人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路边，他只需在路边捡捡就能找到各种材料。

　　扎尼斯勒一下觉得手头吃紧。他开始感慨“美国人真浪费”。为找到更便宜的材料，他又投奔城中村，坐在摩托车后座，在美术馆附近的黄边村里逛来逛去——广州城区早已禁摩，但时代美术馆地处市郊，位于禁摩线外，短途交通更多依靠摩托车仔搭客。

　　在那里，扎尼斯勒欣喜地发现一家二手货店，淘出一个烤鸭或烧鹅用的圆筒吊炉，还有印着“桂林米粉”的货档车。

　　这些看似乱七八糟的现成品，都被运到装修精致的时代美术馆展厅，成为艺术作品中的元素。

　　罗克萨娜·佩雷斯·门德斯是从波多黎各到美国的移民，她更多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之前的创作中，她多次用到一种特别的双面镜，将幻象投射到实在的布景中，来寓意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美国消费主义的冲突。

　　双面镜都标着“中国制造”。这次来中国，门德斯本来自信能很快完成作品，结果在广州几天都找不到材料——门德斯要的是一种特殊效果的镜子，那些材料只用于出口，在中国制造但不在中国国内销售。

　　跑了好些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类似的，再让对方按要求加工定做。

　　沙娜·莫尔顿在寻找材料上倒是没什么问题，她的困惑来自于在广州街头的寻常景象。

　　在各个批发市场游逛穿梭中，莫尔顿常常觉得广州的交通状况“很疯狂”。在美国，交通规章制定得非常严格，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不会随意穿越，行人也不会乱过马路。

　　让她困惑的是中国那么混乱的状况，交通事故却也没有频频发生。“混乱中似乎又有着秩序。”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入夜后，老太太们聚在一起在街头跳舞。这种景象在美国也是绝无仅有。

　　布莱恩·扎尼斯勒用中国的日常用品把房子堆满，建造的《在中国的美国人美术馆》。 (时代美术馆/供图)

　　神奇的“中国制造”

　　纽约众多艺术家中，莫尔顿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她以一种相当个人化的形式关注个人心理与消费文化。

　　她的作品跟身体有关，很早就开始用医疗用品当材料。在纽约的中国城，她见过形状很漂亮的按摩工具，亮蓝色的，带着滚珠，由此念念不忘。

　　强烈意识到“中国制造”，是她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呆的那两年。因为人生地不熟，当时她也不知用什么材料。一天，她兴奋地发现了一个市场在卖稀奇古怪的东西：光滑的放在掌心的按摩球、会自动开屏的孔雀羽毛、瀑布不停流动的装饰画……原来都是“中国制造”。在荷兰的两年，沙娜作品所用材料基本都来自那个市场的“中国制造”。

　　这次来中国，她已有了初步构想，在作品中继续使用“中国制造”的按摩工具。

　　当她真正去到广州医疗器械批发市场，那里物品的丰富远远超乎她的想象，不仅形状各异，颜色也多种多样，还有很多东西一眼看去完全猜不出做什么用途。

　　她找人用石头做了一台缝纫机，这用去了4000元人民币。她觉得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其实她在纽约的时候已经有过这样的构想，但苦于美国人工过于昂贵，她有一个朋友做过模具，每次都要花费上千美元。

　　这次展览中，她的作品是一套中型装置，由投影在大幕布上的实验录像和摆放在幕布前面的各种按摩用品共同组成。

　　录像中，莫尔顿扮演一位叫做辛西娅的神经质女孩，为治愈身体接受按摩治疗，那些用品在履行按摩功能的同时，也在“辛西娅”的背上印出一道道深深的印记。

　　沈瑞筠解读为“寓意着在自我疗伤的同时也留下了伤痕”。但莫尔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只是为了想知道印出来是什么样子。

　　虽然这些作品是在中国制造，但想要向中国普通观众传递作品内涵，还需美术馆的人工导览帮忙。

　　借助于导览的翻译，罗克萨娜的另一件作品最易引起观众共鸣。

　　她的作品是用铁焊成的拉丁词组“ME FUI A CABALLO”，意思是“我骑着马出去，光着脚回来”，霓虹灯串绕在词组上，装在展厅天台玻璃幕墙上，背对着展厅大楼外，鳞次栉比的蓝色厂房和绿色农田——不久的将来，那些会被拆掉，代之以摩登的大型购物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