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我开始了一项超出预想的繁重工作——《艺文中国》，这个历时一年的访谈节目，每次与艺术家历时数小时的访谈进程，让我深切感受到自己从事的艺术工作仍然没有失去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些年难得去艺术家工作室，原因很简单，当代艺术过度市场化之后，触动心灵的作品反而少了，于是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成了我新的工作重心。而今年再度进入艺术家工作室的倾谈，让我不仅与艺术家们回溯了他们艺术创作与内心成长的历程，也看到在经历了一轮艺术市场的飞速行进之后，艺术家此时此刻的自我省视和沉淀，以及进行新创作所蓄积的能量。某种新的能量正在酝酿，而能量中心的静观与反思，却让我生出难以言说的感动。

　　“感动”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个奢侈的词儿。直到这两年，当大自然的残酷一次次带给人类灾难性的痛楚时，我们的心灵似乎找回了久违的伤心的能力，被物质主义和权力欲望苑囿僵冷的躯体和灵魂重新滚烫灼烧。同时，造物主还唤醒了我们身体里另一种智性的天赋——整个世界开始反省。中国，与所有现存强国的成长史一样，经历着疯狂的经济原始积累，同样也面临着急速发展后带来的社会矛盾。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如此异彩纷呈、痛并快乐着，自然得益于此。然而，现在它走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时刻。昔日的天价“面孔”已然形成了“审美疲劳”，最致命的是其失去了横空出世时的前卫锋芒。人们都在期待，下一个“复兴”何时到来?然而，审度当下，必须尊重历史。当我们始终抱着消费主义的速食心理面对文化传承与创新时，结果必是失望和垃圾。

　　曾浩，是我们一直关注的艺术家，我们几乎见证了他的每一次重要转变，从1997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的首次个展到2006年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的“环顾”，再到即将在天安时间举行的“盛夏”。这位被众多批评家界定为“始终与主流当代艺术潮流保持谨慎关系”、习惯于“慢速表达”的艺术家，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带给我感动。“盛夏”的成型缘于我们对冲破挣扎的坚持的尊敬。新作没有放弃他惯常的对“无聊感”的呈现，甚至用了比之前的时间描述更为“无意义”的说明文式的作品题目，但很多试图追索“意义”的情绪却渗透其中，这种纠结和拧巴正是包括当代艺术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本质状态。与之前的每次转变一样，寡言木讷的曾浩其实适时地敏感到了现实的脉搏。而这种敏感淋漓地渗入到了在绘画创作中，在当下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点上，诸多艺术家面对新的现实环境而深感茫然无措。

　　的确，我们身处一个“无聊”的时代，没有信仰、没有归属感，甚至没什么可以感动。表面上这个时期似乎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没有方向”颇为相似。但究其深层，我们却发现，前者不过是久闭国门、突然大开，如洪的新鲜灌溉了长久的饥渴后一时的晕眩和懵然，而当如今地球已成平面时，中国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不知道人类该何去何从。这是一种没什么可玩的浅层无聊与玩过了以后还能玩什么的深度无聊之间本质的差异。而就当代艺术而言，当经历了“拿来主义”的国产化赶追模仿或加工后，中国艺术家已经与世界艺术家面临同样的艺术课题。我们没有什么可学、可参照的了!我们该怎么办?

　　因此无论从传统中挖掘并进行当代转换、还是直接从现实出发，树立和创新当代中国人文精神都是我们共同的追求。曾浩属于后者。尽管他曾在自述中略显消极地说：“无目的、无意义和无聊在我们的生活中极其重要。我越来越不知道艺术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在做这项工作时他的意义究竟在哪儿”，但他同样反复地表示“希望自己是在做一种建设性的工作”、“画一些能感受和把握的东西”。我们以为，这种对“无意义”的强调恰好提示了我们对于意义的思考。事实上，每个过去的时代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思考和追求“意义”：生命的意义、艺术的意义……，哪怕是一些看似“异端”、“无聊”，甚至“颠覆性”的学说和行为，都是一种对“合理性”的变相表达。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感恩自己没有失去感动的能力，可以感动他人，也可以感动自己。我们应该庆幸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罗大众，大多数都已经感知到变革和复兴的重要，且默默各自努力。文化需要时间，需要思考，需要沉淀，需要持恒。艺术更是如此。我们无需喟叹“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艺术是为了什么”等让人类百思不得其解的元命题——尽管它们非常重要，以个体的内心经验和诚实的认知，认真的践行就是最好的答案。曾浩与其新作，以及天安时间的工作未见得能够承担如上的重责，但我们希望能为崭新的思考打开一扇窗，即使“在地平线外空无一物，我还是要向它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