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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证主义到形式分析——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形成
信息来源:中外美术网 文章作者:戴丹 发布时间:2018-09-08

尽管现代艺术史学科最早于1844年在德国的柏林大学设立,但是到了19世纪末维也纳取代柏林,成为了艺术史研究的中心,这种转变与“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诞生与发展密不可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并非是一个严格统一的机构组织,从某种程度而言,是指在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历史研究院下设的艺术史系学习及在相关博物馆工作的数代有师承关系且研究取向相近的艺术史家的“智性体系”。

  一.维也纳艺术史学派诞生前的社会环境

  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诞生与四个方面紧密相关:其一是19世纪初期在维也纳中产阶层中出现的作为一种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19世纪初期维也纳民间团体的出现;其三是1848年革命的余波;其四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对于19世纪中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争夺。[1]8-9

  随着拿破仑战争之后旧制度的复辟,专制统治制约着1848年三月革命之前维也纳的艺术和智力生活。政治压迫日渐加剧,艺术活动以及图书出版均受到严格的审查制度管控,并且深陷于当时保守的社会结构中,形成了所谓的毕德麦雅文化(Biedermeierculture),艺术、文学创作均选择非政治题材。梅特涅(Klements vonMetternich, 1773-1895)统治下的奥地利,社会政治气氛尤为紧张。

  维也纳美术学院是当时奥地利最重要的艺术机构,除了负责艺术家的专业训练之外,还控制着整个奥地利帝国的展览会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从1812年至1848年间,美术学院实际掌控者为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他确保美术学院的一切政策、活动均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2] 奥地利的艺术世界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限制,当时几乎没有艺术批评。《维也纳艺术、美文、戏剧摩登报刊》(WienerModen-Zeitung und Zeitschrift für Kunst, schöne Literatur und Theater)是处理这类主题的仅有的一本期刊,该期刊于1816年开始出版发行,报道视觉艺术相关的重大活动,但是几乎很少有艺术批评。此外,当时奥地利还没有像伦敦的国立美术馆(NationalGallery)或者柏林老博物馆(Altes Museum)那样的公共艺术机构或博物馆,相反,奥地利主要的美术馆,诸如在萨克斯-特申公爵阿尔伯特(Albert,Duke ofSaxe-Teschen)的个人收藏基础上建立的贝尔韦代雷(Belvedere)和阿尔贝蒂纳(Albertina)博物馆,是根据拥有者个人兴趣制定收藏政策的私人机构,限制公众参观。尽管阿尔贝蒂纳美术馆在1822年公爵去世之后对外开放,但仍旧是依据公爵的意愿遗赠给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family),归该家族所有,仅向学者和社会名流开放,这几乎不能被视为是一个公共艺术机构。[1]10

  1820至1830年间,维也纳出现了作为中产阶层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一方面通常等同于起源于英国自由贸易的“不干涉主义”,另一方面指代通过改革智力、文化生活来促进个人和社会进步。[3] 中产阶层的自由主义思想促进了民间团体的形成,在私人协会和社团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团体试图不依靠任何国家的赞助和支持,一方面推动维也纳的公共艺术的形成,另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其中最富盛名的社团之一是成立于1812年的维也纳音乐之友社团(Gesellschaft derMusikfreunde in Wien),该社团推动了公民文化赞助形式的产生,然而视觉艺术领域的社团出现稍晚,维也纳的奥地利艺术协会(ÖsterreichischerKunst-Verein in Wien)直到1858年才成立。[1]11

  这段时期出现的自由主义使得整个社会氛围开始转变,逐渐形成了中产阶层的艺术世界。以伯姆(Joseph DanielBöhm,1794-1865)为中心的朋友圈的艺术活动便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例子。伯姆被公认为在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史前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在郊外的住所以及其中富于教育意义的艺术收藏成为了三月革命前维也纳艺术史爱好者活动的中心,为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伯姆出生于古老的德意志殖民地东斯洛伐克的奇普斯(Zips)地区,最初师从古典主义雕塑家弗朗茨·曹纳(Franz Zauner)学习雕塑,后来成了一名技艺高超的金属像章雕刻师,从1837年起担任帝国皇家中央造币厂雕刻院(Academy ofEngraving at the Imperial and Royal Central Mint)院长。伯姆于1820年代开始收藏艺术品,与同时代以个人趣味作为收藏准则的实践相反,他寻求建立一种典型的收藏,这种收藏可以体现艺术的历史发展。他在自己家里依托个人收藏品举办私人讲座,那些经常来的参加者形成了一个“伯姆圈”,这批参加者包括了艺术家阿尔伯特·卡墨西拿(AlbertCamesina,1806-1881),考古学家爱德华·冯·萨肯(Eduard vonSacken,1825-1883),历史学家伊姆勒·亨兹尔曼(ImreHenszlmann,1813-1888)、古斯塔夫·赫德尔(GustavHeider,1819-1897)、艺术商人多米尼克·阿尔塔利亚(Dominik Artaria,1775-1842)以及后来成为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创始人的鲁道夫·冯·艾特尔贝格尔(Rudolf von Eitelberger,1817-1885)。伯姆以自己的艺术收藏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系列艺术教育活动为大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年轻的艾特尔贝格尔开始对视觉艺术产生兴趣。伯姆于1846年和艾特尔贝格尔、多米尼克·阿尔塔里亚一起在维也纳策划了第一次老大师绘画作品展。[4]1-7

  伯姆的思想对于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伯姆强调应该把艺术史作为艺术实践和教学的基础。他批判了美术学院在教学中不重视艺术史,尽管美术学院收藏了许多老大师的绘画、雕塑作品,但是缺乏将艺术品置于历史上下文的意识,无法发挥任何教学功能。第二,伯姆批判了同时代的艺术忽视历史,缺乏宗教情感,他认为宗教对于所有艺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伯姆自己恪守遵从天主教义,从而强调对中世纪艺术的研究,这对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创始人艾特尔贝格尔产生了巨大影响。中世纪艺术成为了艾特尔贝格尔研究的核心命题,他最重要的著述便是对中世纪建筑所做的地形学方面的调查研究。第三,伯姆提出艺术史研究必须要以直接接触艺术品为基础,这有助于理解材料在艺术表现、风格形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也成为了后来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特点之一,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多数代表人物从某种程度而言都是博物馆专业人员,他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博物馆所藏的艺术品实物基础之上。此外,伯姆对于材料重要性的强调为后人接受德国建筑师、艺术批评家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 1803-1879)的思想奠定了基础。[1]12

  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诞生与1848年革命之后奥地利帝国教育大臣利奥波德·图恩伯爵(Count LeopoldThun,1811-1880)在大学中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图恩是一位来自波西米亚图恩·霍恩斯泰因(Thun-Hohenstein)家族的保守派天主教政客,1849年起任奥地利帝国教育大臣,引进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改变帝国教育体系停滞不前的状态。尽管奥地利帝国当时拥有德语世界两所最重要的大学,一所是创立于1348年的布拉格大学,另一所是创立于1365年的维也纳大学,但当时哈布斯堡皇室的统治者们对于科学知识持怀疑排斥态度,各种知识和学问受到限制,这便阻碍了奥地利的大学的发展。各方提议成立一所科学学院的诉求屡次遭到拒绝,直到最后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Emperor Franz Josef I, 1830-1916)同意于1847年4月成立帝国皇家科学学院(Kaiserlich-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世纪40年代,尽管奥地利在政治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大学发展方面受到了普鲁士的挑战,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均处于落后地位。当时德国的大学已经开始接纳艺术史这门新兴学科,开设相关讲座,比如约翰·多米尼克斯·菲奥里罗(Johann DominicusFiorillo,1748-1821) 于1799年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的哲学副教授(1813年为正教授),他已有资格开设艺术史的讲座。恩斯特·哈根(ErnstHagen,1797-1880)自1825年起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任德国语言和文学教职,做了大量有关艺术史的讲座,对于这座城市的艺术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还负责该市的艺术收藏,以及该市1831年的艺术协会的创建。黑格尔论美学的系列演讲,以及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Schinkel)建造的德国柏林老博物馆(Altes Museum),使得柏林处于德语世界研究艺术的核心位置。此外,1844年古斯塔夫·瓦根(Gustav Waagen,1794-1868)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现代艺术史的副教授,这是在德语地区为艺术史特设的第一个学术职位。[1]20-21

  图恩试图在各个层面进行彻底的改革,通过教育现代化来扭转这种局面。第一份改革提案由弗朗茨·艾克斯纳(Franz Exner)提出,包括为教学人员引进自由教学,以及提升哲学、艺术学科地位,把这些科目改为全科。艾克斯纳去世后还引进了其他的改革措施,大学中陈旧的具有中世纪特征的社团被取消,它们被转变成正式的国家研究机构。同时,它们被允许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也有一定限制,国家禁止任何被认为是政治颠覆的活动。人文学科中的新学科都设立了教职,成立了新的研究、教学部门,在维也纳大学于1849年成立了生理学学院,1850年成立了历史文献学系,1851年成立了物理学学院,1853年成立了地理学系,1854年成立了奥地利历史研究院。[5] 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多数成员最初便是在奥地利历史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在其下设的艺术史系任教,艺术史系存在了将近二十年,直到1874年成立独立的艺术史学院。

  图恩在给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的一封信中提出要求获得许可和资金支持建立奥地利历史研究院,并且规划了基本目标。一方面,图恩提出缺少合格的历史学家,提议大学里的历史教学尽可能从国外聘请学者,研究院规定骨干历史学家要接受最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训练。另一方面,建立研究院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培养“由爱国精神、忠诚和爱三方面驱动的对祖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并且要对统治皇室保持忠诚,”以及阻止“青年才俊被带向受民族运动影响的历史研究的目标。”[6] 因此新成立的奥地利历史研究院是为国家服务的,围绕着爱国事业而开展一系列历史研究活动,参与到一种叙事建构中,其目的是使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合法化。

  二.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形成的思想基础:科学探索

  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诞生,除了与1854年成立的奥地利历史研究院和出于爱国目的为国家服务的历史研究相关之外,还受到了从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科学(Wissenschaft)思想的影响,然而科学和“科学性”(Wissenschaftlichkeit)的概念在1820至1830年代之间经历了重大转变。科学一词本身有慎密的和系统地研究的意思,但在19世纪初期该词跟人文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即争取人的自我教化及自我实现。

  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和新的探索思想改变了传统的人文主义概念。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大学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技术性和实用性的教育,以此来满足工业经济发展的需求。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实验方法的出现,对人文主义范畴内的“科学”产生了影响,逐渐摆脱与推测性哲学的联系,向经验法思想和学科专业化方向转变。这种转变最早体现在古典学和历史学领域,从1820和1830年代开始,如格尔奥格·尼布尔(Georg Niebuhr,1776-1831)、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Ranke,1795-1886)等德国历史学家逐渐脱离由唯心主义发展的历史哲学,提出一种基于研究一手文献的归纳性文献学方法——历史-批判法(historical-criticalmethod)。[7]

  文献学和经验法的结合最初出现于历史学研究中,后来蔓延到艺术史,核心问题是在艺术研究的上下文中,科学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德国哲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KarlFriedrich Bachmann,1785-1855)于1811年第一个提出了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观念,该观念是从19世纪初期的唯心主义发展而来,是对艺术的哲学反思。巴赫曼认为艺术科学与美学、艺术理论可以相互替代,是关于“一切艺术的原理和最高法则”,它的科学基础是“艺术和美的观念的发展。”[8] 德国哲学家弗朗茨·安东·纽斯雷恩(Franz Anton Nüßlein,1776-1832)把艺术科学理解为“探究和解释艺术的本质以及艺术中的美”[9]。黑格尔于1820年代在柏林大学所作的论美学的系列讲座,将这种哲学思索与艺术史结合推向了顶点,但是当黑格尔在演讲时,其他学者正在宽泛的人文主义概念框架中重新界定“科学”研究艺术的含义。[1]19

  德国艺术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鲁莫尔(Karl Friedrichvon Rumohr,1785-1843)和古斯塔夫·瓦根(GustavWaagen,1794-1868)倡导了这种历史批判法。瓦根在1822年对凡·艾克兄弟所作的研究中赞扬瓦萨里和卡雷尔·曼德尔(Karel vanMander)这些学者使用一手材料,他批评了一些“二流”学者,诸如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Joachim vonSandrart,1606-1688)以及鲁莫尔的老师,画家和艺术史家约翰·多米尼克斯·菲奥里罗(JohannDominicus Fiorillo,1748-1821),因为他们依赖于二手材料以及缺乏对绘画的直接研究,这导致了“不严密和错误”,他尤其批评菲奥里罗“从其他人那里获取判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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