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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事件背后
信息来源:中外美术网 文章作者:网站编辑 发布时间:2015-08-18

  “皇帝行动”

  北京时间10月25日凌晨1点多,本刊记者接到了王建(化名)从西班牙打来的越洋电话,由于有7个小时的时差,此时正是西班牙下班的高峰期,电话里声音嘈杂。一问才知道,王建特意选了个街边的公用电话亭,为的是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王建在西班牙北部一个小城经营一家百货商店,由于经常从高平的国贸城进货,他怀疑自己的手机也被当地警方监听了,跟国内友人联系的时候甚至会使用一些自编的暗语。我们的通话持续了半小时,王建的声音自始至终听起来都充满了紧张。“皇帝行动”过去已经快10天,但弥漫在当地华商中的恐慌气氛仍没有散去。

  几乎所有亲历者都强调了这场行动的突然性。当地时间10月16日早晨5点多,天蒙蒙亮,位于马德里市中心以南16公里的小城芬拉布拉达还没有迎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南欧地区最大的中国小商品批发集散地,相当于“欧洲的义乌”,每天都有数百个集装箱从瓦伦西亚等港口城市运到这里,然后再批发向遍布西班牙、南欧及北非等地区的几万家百货商店。这天早晨,比那些进进出出的大货车提前赶到的是几十辆警车,西班牙警务人员冲进仓库区的华商住家开始搜查和逮捕。“有人开门的冲进来先把人控制住,没人开门的就破门而入,没有什么说明和解释,直接行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商亲历者向本刊记者讲述。当地媒体报道,当时在这个点上动用了500多名警力和50多名海关监察人员,有些武装警察身穿反恐制服,还戴了黑色的头套。

  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这场代号为“皇帝”的行动正式开始,不仅马德里,包括巴塞罗那、巴斯克大区、卡斯蒂亚和莱昂大区以及马拉加市等地都同时动手,地方警察和武装警察一起,封锁重点目标,控制区内人员。警方还在通往各仓库区的路口设岗,重点盘查过往的华人打工者,遇到居住证件不合格的即带走调查。警方还重点搜索了马德里Somosaguas地区的别墅区,那里是华商富豪们最近几年尤为青睐的居住区。

  高平是在自家别墅被警方带走的。他的别墅就在马德里Somosaguas富人区,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当地华商告诉本刊记者,高平的别墅买了没几年,现在算得上是马德里华人中最显赫的别墅,据说其所在的街区曾是西班牙两任首相的居住地。高平和妻子当时都被带走,两个分别为17岁和13岁的儿子也差点进入被捕名单。当地媒体报道,警方使用警犬,在最没有料到的地方——打印机和浴盆里共找到950万欧元现金。

  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警方核实,可能有些夸张。与警方一起参与行动的还有数十家西班牙媒体,他们事先都得到了警方的通知。

  最让西班牙媒体浓墨重彩渲染的是行动中搜查出来的大量现金。警方公布的一段抓捕现场的视频显示,一队人马用电钻敲开一座保险柜,从里面搜出了数十万欧元现金。这些一捆捆的现金,大部分是50元面值的,也有少数500元面值的,警方装了差不多满满一辆购物手推车。西班牙华人网站上说,这几天在西班牙人中间流传着一个不言自明的笑话,大家见面就开玩笑问:“你家的手推车呢?”

  华商的百货交易,向来有直接用现金的习惯,不难想象,如此震撼的画面一旦在新闻上播出,对于平常口袋里只装几十欧元的西班牙民众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中国人太富了!紧随其后的问题便是——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警方的说法指向了一些非法获利途径——偷税、洗钱及有组织犯罪。西班牙反贪腐检察官萨利纳斯称,对高平团伙的调查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最初线索来自瓦伦西亚港口发现一些货柜存在违规行为,怀疑其存在走私,后来随着调查深入,才发现了洗钱及其他团伙犯罪证据。他同时指出了该集团洗钱、走私等犯罪的路径——比如走私中国货物入西班牙,透过贿赂官员和伪造证件逃避关税,所得非法收入分袋藏起,用汽车或火车经陆路送回中国,或藏于货柜从海路送回中国,部分黑钱经由西班牙和以色列同党在税务天堂清洗。

  在一些比较了解华商富豪圈子的人看来,这次行动其实并不突然,此前已经有过几次明显的导火索。首先是瓦伦西亚港口的走私货柜,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披露,当时在瓦伦西亚码头截获一批走私烟,共600万盒,价值1500万欧元,分装在13个集装箱里,调查显示,一位名叫Luis Ye的华商涉嫌其中。

  Luis Ye的中文名叫叶文海,也是青田籍华商,是西班牙东风集团的董事长。知情人透露,在西班牙华商圈子里,叶文海帮助别人在海关“走货”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所谓“走货”,具体而言,假设一个集装箱货柜价值10万欧元,但报关的时候只报2万欧元,另外的8万欧元便可以逃脱海关税收。按照约定俗成的市场行情,顺利运作一个货柜一般可以提成1万欧元,当然,这些钱也包括用来贿赂西班牙海关官员的费用。每天几百个货柜进出,这一行的暴利可想而知,但风险也很大,因为一旦一个货柜被查获就被海关没收,也就意味着辛苦运作10个货柜的钱打了水漂。

  2011年,西班牙警方采取“龙行动”,叶文海因为瓦伦西亚的走私案被捕,同时逮捕了34人,缴获现金1200万欧元,当时就有线索指向了仓库区最大的批发商——高平旗下的西班牙国贸城集团。

  另外的线索则来自一些华商运送现金的案子。首先是2010年,一位温州籍华商开车,拉着350万欧元现金从西班牙去往相邻的法国,半途被几个华人犯罪分子抢劫一空,但是他在报案时候跟警方说的数目只有170万欧元。后来查明,这起案件是因为华商的司机出卖,打劫者是司机找来的人。但巨额现金引起了警方重视,按照西班牙法律,出境者所携带的现金不得超过1万欧元,超过需申报,详细交代现金的来源及用途。为了偷逃税收,私自带钱出境并不稀奇,但被劫者故意少报数额,这些钱的来源是否合法便不得不受质疑。后来警方还曾经在西班牙运往中国的货柜中发现过大量现金,也是为了逃避稽查而偷运出境。就在高平被捕的10月9日,加泰罗尼亚市西法边境,警方发现了一名意图携带200万欧元巨款穿越西班牙国境的中国人,不仅没有申报,而且随身证件是一张伪造的意大利居留证,顺藤摸瓜的调查,再次印证了犯罪团伙洗钱的不法路径。

  逮捕令和搜查令由西班牙国家法院4号法庭在10月15日发出。西班牙方面解释说,之所以突然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显示,高平有可能于年底回国。其实,一位与高平相熟的青田媒体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高平几乎每月都会往返于中国和西班牙,他回国后一般会在家乡丽水青田待四五天,然后去国贸城的采购基地义乌待几天,一般10天后就回西班牙。最近一次回国是在国庆节前两天,当地政府举行侨宴,邀请高平,他说要去山东孔府学习推脱了,被捕的时候刚刚回到西班牙不久。而按照正常计划,高平本来是要在10月底再次回国的,第四届青田石雕文化节将于11月1日开幕。

  “皇帝行动”进行了3天,警方在西班牙多地搜查了120间仓库和住宅,没收1150万欧元和200辆汽车,冻结逾120人的357个银行账户。法庭共发出110张拘捕令,目前已有83人被捕,其中包括58名中国人、17名西班牙人和8名其他国家人员。被捕者除了高平外,还有芬拉布拉达市长、该市安全局局长、一位西班牙国王的商人朋友等。拒绝透露姓名的华商告诉本刊记者,他们都是最近几年与高平关系密切的当地上流社会人士。“高平经常邀请我们去他的大别墅里吃饭聚会,走得太近了,难免不会引起警方的怀疑。”部分被捕的华商在缴纳了4万~6万欧元不等的保释金后暂时获释,但截至发稿日,仍有24人不准保释,其中就包括高平。

  高平的生意

  高平出事的消息,当天就传回了家乡青田。倒不是家乡人格外关注这个明星侨商的命运,而是因为太多的家庭与这个案子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有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勾勒高平案对侨乡青田带来的影响——西班牙16万侨商中,有7万来自青田,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经营小百货商店。因为高平的国贸城集团是为这些百货商店供货的最大批发商,直接与高平有过生意合作的青田籍商人已经上了警方的名单。更多像王建这样,只是与高平有过资金往来的商户,则都有可能进一步接受调查。高平涉案,让这个浙南山区宁静的小县城一时间也热闹起来,有人因为恰巧回国躲过一劫而庆幸,有人因为货物被查而沮丧,大部分则忐忑不安地观察着下一步的发展。

  高平的老家位于青田县东源镇项村,据村里的老人介绍,高平的原名叫项乐平,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父亲曾经当过生产队的会计和小学老师,算是村里的文化人。1989年,不到20岁的高平在青田职业技术学校学了两年厨师后去了西班牙,在一个亲戚开的中餐馆打工。从此开启了海外淘金路,这也是绝大多数旅欧青田人的共同起点。

  早在1978年就到西班牙发展的青田籍侨商阮松龄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之前,90%的华商在西班牙都是开中餐馆,进入90年代,才开始陆续有人开服装店、照相馆和小百货商店。随着义乌等小商品批发市场在90年代的崛起,华商中开始流行一种名为“百元店”的小型超市,所售商品大都不会超过100欧元。到2000年左右,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贸易环境的改善,中西之间的贸易量迅速蹿升,尤其以服装和百货批发为主,在华商中间,成为与餐饮业平分秋色的主流产业。

  高平的发迹史与这一历史趋势基本吻合。高平的友人徐先生向本刊记者介绍,做了两年厨师后,高平就在亲戚朋友帮助下自己做起了餐饮生意,并且做得有声有色,短短两年他开的快餐连锁店就拥有了12辆送餐车。1995年左右,高平开始从事商贸,他以西班牙金城皮件有限公司及西班牙亚纺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从一款法国箱包的代理业务起步,逐步进入了贸易批发行业。1999年,高平租下了马德里附近芬拉布拉达的一个废弃厂房,开始做小百货批发。

  芬拉布拉达是马德里郊区一个有30万人口的卫星城,以前是重工业区,工厂倒闭后,废弃的大厂房闲置了,类似北京的“798”地区。本来在此之前,华商们的贸易市场是在马德里市区,但因为那里土地紧张,加上印度人、非洲人混杂,治安不好。2000年之后,华商陆续把批发仓库转移到芬拉布拉达,使得这个一度陷入荒凉的小城逐渐热闹起来,现在,单是在仓库区的华商,保守估计就有两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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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平一开始租的厂房,只有1000平方米左右,主要从事皮件批发,有一个人在义乌组织采购发货,现在已发展到了2万多平方米,义乌的采购团队增加到了200多人,经营领域也扩张到服装批发、礼品、日用消费品批发等不同方面,还开设了几十家皮件连锁店和大型礼品、日用消费品连锁店。上述高平的友人徐先生介绍,国贸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高平联合几大华商组成了一个股份制集团公司,对于利润率并不高的贸易批发来说,规模至关重要。

  2003年,高平等华商联合成立了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简称西华联),由创始会员轮流担任执行主席,任期一年。高平是第二任西华联执行主席,当时正赶上2004年西班牙的“烧鞋事件”,他的积极斡旋使他在当时的华商社会中名气渐增。

  知情人介绍,国贸城的股东有7人,其中几个是高平的家族成员,高平本人所占股份并不高,只有不到10%,但因其管理才能出众,一直担任董事长一职。青田当地媒体曾报道说,高平突破了海外青田人传统经营模式,拓宽了华商之间的合作空间,被誉为“股东大王”和“创造老板”。2011年,集团年销售额达到2亿欧元,西班牙警方估计,国贸城每天的现金交易就有300万~500万欧元。

  西班牙媒体报道说,除了国贸城批发业务外,高平还拥有超过700家连锁超市。但据了解高平的青田媒体人士介绍,实际上这700家超市与国贸城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以国贸城为平台,高平组织成立了一个中西百货协会,由西班牙国贸城的总经理夏永平担任执行主席。用这种方式,把散布在西班牙各地的华人百货商店联合起来,只要缴纳一定的会费,就可以为他们发一个统一的标牌,统一布置店面,进货享受优惠价格。

  最近几年,高平尤其注重提升品牌形象,在欧洲各地打出“国贸城”的牌子,按照他的计划,希望两年内让国贸城在伦敦上市。与企业品牌形象对应,高平对提升个人形象也很在意,家乡友人对他经常飞回国内去名牌大学上课印象深刻,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也开始经常演讲。

  徐先生既是高平隔壁村的同乡,后来也是他的生意伙伴,曾经是国贸城节日礼品的生产商。高平出事后,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决不相信西班牙警方对高平等人的犯罪指控。在他看来,高平最近几年走了一条与其他华商不同的路——开始涉足艺术行业。“在欧洲人眼里,从事艺术行业的大多是贵族阶层,否则贸易做得再大,也只是一个普通商人。”徐先生解释说,这是以往的华商几乎没有涉足的一个“敏感领域”。



高平

  高平的艺术生意,平台是马德里的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由他联合几个华商成立,下辖一家出版社、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和一家画廊。北京798艺术区里,规模位居前列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就是其在中国的分支,经常举办油画、雕塑、摄影和电影等展览。此外,高平还在北京投资建立了环铁国际艺术城,已有300余家美术馆、画廊、影视机构、艺术家工作室等入住,使之成为大山子地区最重要的三大艺术园区之一。基金会创办的艺术杂志《ART IN CHINA》(艺术在中国)也于去年开始在西班牙发行。此前一次采访中,伊比利亚艺术中心负责人夏季风解释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时说,除了提高企业在当地社会的公信力,还可以在经济上享受一些免税的政策。

  正是凭着在艺术行业的投资,高平开始在西班牙主流媒体上频繁亮相。2007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访华时,高平受邀随行,他与国王的合影也成为此次西班牙媒体热炒的对象。徐先生透露,高平的艺术生意并不赚钱,每年投资数千万欧元的资金甚至无法收回,但通过这一平台,他似乎融入了西班牙的主流社会。

  但社会地位并不能解决生意上的现实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商向本刊记者解释,西班牙之所以成为欧洲华商最集中的国家,是因为素来宽松的移民和贸易环境。但西班牙的税率并不低,从今年9月1日开始,交易税从以前的18%提高到了21%,一般由卖家承担。如此高的税收,对于利润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批发行业来说,盈利空间微乎其微,因此逃税几乎是惯常的做法。比如少报营业额,取货无需发票,为了躲避银行记录,多采用现金交易。因为与国内的供应商一般有3个月的压款期,充足的现金流成为国贸城这样的大公司的一大财富。但现金越多,也就意味着风险越高,存银行需要交代来源,小老板们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偷偷带回国内,包在行李中或藏在衣服里,被机场海关拦截的风险并不高,但动辄数百万欧元的巨额现金,为洗钱提供了可能。

  根据西班牙媒体披露,至少200家西班牙公司曾经通过以高平为首的犯罪组织洗钱。很多公司都通过另外一位巴塞罗那商人与高平取得联系并洗钱,也有人通过一个以色列女商人居间运作。过程看起来并不复杂:西班牙公司把款项存入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以及瑞士等法律宽松的国家开的账户,当这些公司需要兑现他们在海外的资金时,犯罪组织直接从西班牙付现金给他们,与此同时,西班牙商人向高平与其组织在中国的银行账户转入对等金额。这样一举两得,西班牙商人不通过任何税务监督就获得了现金,而中国犯罪组织则获得了资金用来在中国进货。此外,犯罪组织每笔交易会获得3%~5%的利益。负责该案调查的西班牙警官透露:“该团伙80%的黑钱正是通过这些西班牙商人来清洗,也正是因此,他们慢慢放弃以前用塑料包或皮箱装巨款出境的手法。”

  “中国黑帮”

  高平案发后的最初几天里,西班牙媒体掀起了一轮针对华商的舆论轰炸,“Mafia China”(“中国黑帮”)的标题充斥着报纸头版,本来与当地民众就存在一定隔阂的华商开始人人自危。后来,中国大使馆出面沟通,媒体的口径开始修正,所用词语从mafia(黑手党)变成了略微温和的trama(团伙)。据警方最新通报,现在被指控的罪名有3项:有组织犯罪、洗钱和偷税漏税,而非西班牙媒体最初所写的“13项罪名”。

  西班牙媒体以“中国黑帮”来泛指此次涉案的犯罪分子,使得华商形象大打折扣。虽然以前也曾零星有过华商的负面新闻,但此次高平事件,无疑最为严厉。这激起了华商群体的情绪反弹,他们纷纷抱怨说,这是西班牙政府为转移国内经济压力而采取的赤裸裸的掠夺。高平被捕后的几天里,当地媒体就报道说,先后有两拨西班牙警察因为随意没收华人的现金和敲诈华人而被捕。

  案发后,西班牙电视5台举办了一场针对“皇帝行动”的辩论会。在一段介绍华商的视频中说,整个西班牙总共有大小将近1.6万个华人批发公司和零售商店,他们一年365天都开门,在马德里地区,60%的商店是华人的商店,巴塞罗那占到50%,瓦伦西亚占到30%。2011到2012年,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华人的企业主反而增加了1.5万人,年上升率为74%,在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4%的时候,华人的失业率只有5%。西班牙人的结论是:“华商之所以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刻反而发展得这么快,关键是他们的价格和融资方式。”

  只要去繁忙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城看看,低价策略并不难理解。在老牌华商阮松龄看来,除了“中国制造”的低价优势外,还得益于中国人的勤劳:“外国人开店,每晚21点准时打烊,可中国人一般干到23点。消费观念更不同,外国人挣点钱,就跟朋友去酒吧了,可中国人省吃俭用,想的是怎么积攒下钱开第二家店。久而久之,一条街上的小商店,很快就只剩中国人能生存了。”

  更令当地人不可思议的则是他们的融资方式。旅居欧洲的商人中流行“青田帮”一说,不仅因为青田出来的人多,还以为他们宗族式的经营和扩张模式。“一个华人开了一个新店,当警察调查他们资金来源的时候会发现什么?”这是西班牙电视台主持人抛给现场一位华商嘉宾的一个疑问,得到的回答是:他们的钱来自父辈的支持,有的还是他们父辈的朋友在支持。几位接受采访的华商都向本刊记者解释,在国外,只要会说青田话,都会被视为一家人,会被提供最初的落脚之地。年轻人从打工开始,干几年之后,只要想开个新店,全家族的长辈都会主动凑钱支援,有的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板支持,相当于无息贷款,这种融资方式高效而稳定,甚至胜过金融系统。反过来,等他赚了钱,还清大家的集资,又会主动资助下一个创业者。就像漂在水上浮萍一样,以宗族和地域为纽带,迅速繁衍开来。

  令西方人惊诧的是,华商即使有了钱,还是会省吃俭用,但无论如何也要买一辆好车,因为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生意上的支持。高平案发前,西班牙一家电视台去采访一位女性华商,她把记者带到家里,将放在床底下的爱马仕提包一个个拎出来介绍说,虽然打拼得很辛苦,但每天晚上能躺在这些奢侈品上睡觉,也觉得很幸福。案发后,这段视频在西班牙广为流传,甚至有媒体误传说那女人就是高平的太太。

  在华商族群内部,也充满着带有拓荒色彩的各种违法经营方式。此次与高平一起被捕的所谓“犯罪团伙2号人物”叫李海波,也是一名青田籍华商,据说曾经做过高平的保镖,西班牙警方指控其领导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专门在华商中间从事收取保护费、收坏账及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若果真如此,大老板与黑老大的故事结构,几乎就是国内常见的涉黑团伙的翻版。

  高平事件把侨乡青田也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个昔日贫困的山区小县,号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因为盛产石雕,清朝时期远赴欧洲去贩卖石雕的“番邦客”开启了出国经商的大门,现在的经济发展也主要得益于华商回国后的投资。全县50多万的人口,常年在海外的华商就有25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海外做生意。县城里可以买到正宗西班牙口味的万宝路香烟,遍布着200多家红酒店和数不清的西餐厅。出租车司机骄傲地回忆着前些年光景好的时候,打车收到的钱常是欧元,还有小费拿。这几年受经济危机影响,海外生意不好做,青田官方也在鼓励华商回归家乡,但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华商倒苦水:“我们的家安在了国外,几十年积累下来,要一下子扔掉,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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