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扩招误人子弟功利主义造就不出艺术家-中外美术网

在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在一个更多年轻人纷纷投身艺术的时代，当代教育能否在国内催生出更多的郎朗？我们的艺术教育与社会、市场相匹配吗？我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链吗？带着这些困惑，记者采访了几位中国音乐界的教育家和专业人士。

　　又到一年艺考时。昨天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张贴“三试榜”，585名考生进入三试。今天中央戏剧学院又要拉开表演系的独木桥之争，而各大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也是箭在弦上。

　　郎朗的成功激励了无数的家长和琴童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每年的艺术院校招生考试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心，人人怀揣着明星梦走进考场，而今年的艺考更盛于往年，不仅报考人数激增，考生全家总动员，更有转场多座城市碰运气撞概率和某城市考生组团前往的新奇景象。

　　自从十二年前李云迪摘得15年来肖邦大赛惟一的一枚金奖，自从十年前郎朗以从未参加过任何成年级别的国际大赛却横空出世以后，关于是比赛还是演出？这个音乐家成功之路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我们在国际大赛上的获奖者越来越多，比赛的级别和奖项越来越接近比赛的制高点。

　　今年的考试还没有开始，不过从目前报名的状况看，的确是比往年的报考人数要高出很多，但这其中有相当比例考生的出发点是因为孩子的文化课成绩不好，考北大、清华肯定没戏了，而艺术院校的文化课分数要求相对较低，在高一高二时才改学艺术的。这一类的孩子并不把技术这门基本功看中，他们也并不明白这是他们未来成长上升的基础。

　　投身艺术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这是好事。但如果让我说，今天是否会比十年前更容易或者更多地诞生郎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郎朗是从小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拼出来的，现在孩子生活太优越了，社会上的诱惑实在太多了，他们也吃不了郎朗小时候的那个苦。是否还会愿意像当年的郎朗那样，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呢？现在的家长们又是否愿意像郎爸那样全身心地付出？时代不同了！要知道，郎朗在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的付出都很多。

　　我们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国际上有相当一批在艺术上站得住脚的人，但名气并不一定大，在老百姓心目中知名度不高。如果与郎朗相比较的话，我认为他走的是一条明星之路，老百姓更认同，他的知名度是与之相匹配的。在中国的艺术院校，非常看重的就是谁能在国际上获奖。我认为，得奖是途径，但不是结果。得奖对有些人是必经之路，但比赛得奖是不可能吃一辈子的。比赛是一个平台，给你崭露头角的机会。在欧美，学校和老师对比赛并不那么看重。你得了奖，老师当然会很高兴，但他们更注重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外国老师并不像中国老师这么严格，会给你宽松的路。不过，这种看重得奖的现状不太容易改变。比赛成绩也是年轻音乐家走上舞台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没有得奖，演出商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你呢？在我们这个层面，比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差距可能仅仅是评委的个人口味，但在中国，只认名次。因为我们还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艺术市场。

　　还有一个问题制约着我们的古典音乐人才发展，那就是环境以及文化程度。古典音乐毕竟是欧洲人的传统，欧美学生本身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他们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学生的基础好，欧美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愿意收，而相当数量的欧美老师不教技术，他们更注重学生在音乐理解和表达上下功夫，而这些恰恰是“功夫在诗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欧美音乐家，原来并不是搞音乐的，他们有可能是律师或者牙医并且卓有成就，但有一天他想搞音乐了，竟然也能成为一代宗师。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对文化要求太低了，但艺术这个行当往往是文化程度决定你的成就。

　　在古典音乐界，郎朗是颗大明星。但郎朗这颗明星不是“中国制造”而是“西方制造”。那么我们中国自己是否也能制造出郎朗这样的国际明星呢？在流行音乐界我们也有自己的明星，但能否成为全球意义上的“国际化”？这是一个文化产业的话题，你只有知道全球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才会知道怎么去制造这样的明星。所以我想说，文化是一种产业，但它与文化基础紧密相关。这就好比为什么中国自主生产的汽车并不发达，因为是人家的专利。

　　我认为，我们的古典音乐教育必须建立在尊重人家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每年有那么多优秀青年人的国际比赛成绩很好，但为什么没有产生明星？因为他们没有在人家的产业里。所以，首先是我们中国起码需要借鉴别人的系统，建立起自己的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是能够直接与国际对接的。这就是中国音乐文化产业必须做的第一步，但绝不是一两个经纪公司就可以达到全球接受。

　　好好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制造的歌星，别人不知道；但人家的我们都知道？因为与产业相关联的是市场，有些关联是隐形的，平时看不到，但想想惠特尼·休斯顿之死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巨大？因为她是一位电影明星之后又成为了唱歌明星，她拥有更多的市场链条。

　　今天，孩子们怀揣着明星梦去考试，明星梦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最后梦想成真，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实现。我们都知道，郎朗没参加过成年比赛，为什么？因为他直接跑到欧美的产业里去了。这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大学老师只是教给你识字，而不是教小说如何欣赏学习，如何写作，如何出版。中国还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些，也没有一个产业的标准，也不是每个人想要就能够形成产业链的。

　　人人都想当郎朗，也想当李云迪，但他俩也是不一样的，做郎朗太难了，做李云迪也许还可能。在今天这个时代，想成为郎朗是越来越难了，因为这个时代越来越肤浅了。在学琴时郎朗也不会知道自己会出来的，可能他爸是有愿望的，但他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一功利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明星是文化中最后显现出来的。社会的文化底蕴和宽容度更深厚，出明星的机会才会更多。如果自己都没文化，还能拿什么来制造明星呢！今天从事艺术的孩子在大幅度增长，我们的艺术教育水平也在迅速提升，但明星永远就是宝塔尖上的那一颗，并且能够持续在那里，批量永远只是在顶尖下面才有位置。我认为，我们的艺术院校更多的是在努力培养塔尖下面的中坚力量，如果不追求功利，它会越来越坚实，但如果很功利的话，就会越来越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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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艺考报名人数增多，我认为是件好事!报考中国美术学院的人数竟然达到了9万人。算一下每个人600元的报名费，仅仅考试这一项，学校就入账五千四百万。从经济利益层面，艺术院校当然是乐意有更多的考生报考。我希望所有的艺术院校都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招收学生，它是创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选项。的确，很多人是因为念书不行了,赶紧转艺考,但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进一次高校,有一张值得骄傲的文凭,也是好事。

　　成就一个音乐家,教学和舞台是必须相结合的。一流的教育如果没有一流的舞台，一流的音乐家是不可能出现的。郎朗的成功是天才加机遇，不可批量复制。郎朗正是因为走出去了才有了巨大的提高。在当今时代，没有世界化的舞台就不要想能造就出郎朗，而这个责任也绝不是教育可以完全负担得起的。所以，我觉得就目前中国的艺术教育状况，投身其中的青年人越来越多是好事，就中国总人口来看，接受艺术教育的人还是太少了。

　　我还记得在一个研讨会上，某音乐学院的声乐老师贬低师范学院的教学水平。当场遭到反驳，“你们一年才教几个学生？！还要教坏几个，最后真正出来的也就是一两个。”说实在的，我们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教育。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整体的文化艺术氛围，在欧美的美术馆里，你总会发现一群群的小孩子趴在地上临摹作品，或者画自己的画，那是浸润型的艺术教育，他们的艺术思维和修养会伴随一生，我们现在是根本做不到的，但也绝不能因为做不到而不作为。

　　我自己教的作曲专业是音乐艺术象牙塔尖上的专业，多年来我深感寂寞，无人问津。今年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20年来第一次在外地招生，在杭州基本上也是无人问津，大多数人知道我们学校的要求就不来考了。但我在想，象牙塔尖越高就越需要底座大而坚实，所以我是艺术院校扩招的支持者。虽然艺术教育迅速扩张带来了诸多的新问题，但我持乐观态度，应该“先盖庙后培养和尚”。尽管有相当的功利性，但效果还是会有的。

　　音乐对学习者的天资要求很高，很多学校在昧着良心招收一些根本没有天资的学生。那些老师的钱是挣到了，但当上课时面对这些明知不可锻造的料时，其实内心也是很后悔的。

　　艺术是没有功利的，唯有“真”才会有“美”,才会出现“善”。因此，我认为从事艺术的人绝不可把自己与社会、生活割裂开，艺术家只有融化在生活中才会成就艺术，才不会仅仅是用一个“秀”营造虚幻的文化艺术强盛。

　　要知道，一场音乐会、一个歌剧制作都不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效应，艺术史在平常中产生不平常，而不是在不平常中产生不平常。我认为，只要有功利心，他的艺术就一定是假的。学生们怀揣着梦想走进艺术院校，但如果想要像郎朗一样出来，那就是虚幻的功利主义；还有一些孩子因为考不上综合大学转而参加艺考，这是现实的功利主义，他是不会成功的。

　　郎朗这样的音乐家，中国一两百年都不见得出一个。他必须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在正确的时候，正确地融合，才能够出现。郎朗的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才华，还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20多年的牺牲，其他父亲很难做到)，时代的需要(两百年前的保守时代不需要郎朗这种类型的人)。在今天多元化时代，人们不仅在听也要看，需要各种感官刺激。郎朗完全吻合了社会最大需要。此外，在今天商品化极强的时代，艺术不走市场无法生存，郎朗有好的机遇，好的经纪公司为他包装推广，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成功先决条件。我要告诫那些怀着虚幻梦想的孩子们：你是为艺术而来的，而不是为郎朗而来的。如果一开始目标就不对，那你就不会是一个音乐艺术的传道者，靠投机取巧，音乐是学不好的。

　　音乐对学习者的天资要求很高，现在正好赶上就学难、人口多、大学要盈利、教育市场化，很多学校在昧着良心招收一些根本没有天资的学生。那些老师的钱是挣到了，但当上课时面对这些明知不可锻造的料时，其实内心也是很后悔的。我认为，现在的艺术院校扩招是扭曲的功利主义，把包袱扔给了后面的人。

　　我恰恰是既从事教学工作，又在艺术院团承担着艺术生产的责任，因此对文化产业链有更深的感触。今天要求文艺院团走市场，就像是学游泳一样，必须把人先扔到游泳池里，但现在是谁来给游泳池注水。艺术院校扩招也面临这个问题，文艺产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是不匹配的，它与我们经济飞速发展也是不相匹配的，现在的盲目扩招，将直接耽误孩子们未来的就业，后患无穷，我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现在艺术院校扩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比如四川音乐学院一年招收6000人，就算四年制，在校生达到了25000人，这是不可能达到精英教育目的的。就好比意大利克莱莫纳的制琴师，一个人一年也就是两把琴，这种手工制琴的音质绝不是流水线机器制作一年成千上万批量生产能比的。中国的音乐教育需要重新厘清，大众音乐教育不要跟专业音乐教育混淆，分工越清晰，水准上升得就会越快越高，现在的状况是一锅烩，水不涨船不高，好坏不分。

　　最后，我还要讲一点，郎朗的成功是属于世界的，不属于中国。不是我们拥有了郎朗或者出了几个郎朗，得了几个大奖，中国就成为了世界文化大国。我认为，评定一所音乐学院的教学成果，就看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和在世界重要乐团和歌剧院占有多少席位。这才是硬指标。